第二部1984~1992 被釋放的精靈 1992 春天的故事
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天地間蕩起滾滾春潮，征途上揚起浩浩風帆……—蔣開儒：《春天的故事》，1992年從年初開始，人們就在揣測87歲的鄧小平在南方到底講了一些什麼話。從1月18日到2月21日，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間他斷斷續續地講了不少話。他的此次南下顯得非常神秘，連慣例應當隨行的新華社記者也沒有帶上，媒體沒有做任何相關的報道。當時負責接待工作、後擔任廣州市政協主席的陳新枝那時正在南海度假，他回憶說，廣東省委書記謝非突然打來電話，說了一句隻有他們才聽得懂的話：“我們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來了，請你馬上回來。”陳對南海的官員說：“有很急的事情要回去，也許很快可以告訴你們，也許永遠不能告訴你們。”鄧小平在視察期間的講話後來都被整理成文—“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判斷各方麵工作的是非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兩個文明建設都搞上去，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些講話的核心其實便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他似乎已經沒有耐心繼續在“理論”的層麵上對那些糾纏不清的問題進行討論了。事實上，早在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元旦獻詞》中，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已經把主要闡述集中於經濟方麵，涉於意識形態的話題隻輕輕掠過。鄧小平在南方的講話則把這一思想推到了極致。根據淩誌軍的記錄，“鄧小平的這些講話先由小道上傳來，但官方不予證實，國內人們到處打探消息，境外報界紛紛揚揚，北京的新聞界則遵守新聞的紀律不讓此事見報，靜待上級指示。”3月26日，一篇1.1萬字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誌在深圳紀實》在《深圳特區報》刊發，第二天，全國各報均在頭版頭條轉發。以往，此類重大報道均由《人民日報》或新華社統一首發，這篇通訊的非同尋常實在耐人尋味。而通訊的發表之日，正值北京召開兩會期間，它所誘發的轟動和新聞效應可以想見，一時間，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為輿論之共聲。在中國的改革史上，“鄧小平南巡”是一個重大事件。在有些時候，它甚至被認為是一個曆史性的轉折點。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主軸已經向經濟成長轉移，然而圍繞經濟領域中出現的種種新現象，仍然有不少人以意識形態的標尺去丈量和批評。每當宏觀經濟出現波動的時候，便立刻會有批評和指責的思潮出現。這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經濟持續成長的最大的思想屏障。從上一年開始，《解放日報》發表皇甫平係列社論，對一些思想進行係統化的批評，當時引起某些人士的猛烈反撲，然而，加快改革與開放，畢竟已成為全民的共識，此次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是對僵硬思潮的致命一擊。從此之後，在公開的輿論中，姓“資”姓“社”之類的討論日漸平息。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很快成為中央的決策主軸。6月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向省部級學員發表講話時，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① 這個概念，他的論述將之前圍繞著商品經濟與計劃經濟而展開的種種爭論給予了澄清。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大會報告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目標，同時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寫入黨章。鄧小平出現在大會的閉幕式上，這是他最後一次出現在黨的代表大會上。曆史在此刻完成了一個周期。1978年12月，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5年後，又是在他的一力主導下，十四大確立了市場經濟體製的目標。① 之後的中國經濟進入一個加速發展的階段，各項投資明顯加大，在主要的經濟指標上竟與宏觀過熱的1988年有得一比，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2%，工業增長20%，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6%，1988年的這三個指標分別是11.2%、17.7%和25.2%。②1992年的春天，給喜好“大曆史闡述”的中國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於在後來的很多記憶中，這一年整個兒都是春天。鄧小平異乎尋常的南巡旋風，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動，同樣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那些諳熟中國國情的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了。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在江蘇的華西村，每天準時收看新聞聯播的吳仁寶一看到鄧小平南巡的新聞，當晚就把村裏的幹部召集起來，會議開到淩晨兩點，他下令動員一切資金，囤積原材料。為此，他整日奔波，一方麵四處高息借貸，另一方麵到處要指標、跑鋁錠。他的大兒子吳協東後來透露，“村裏當時購進的鋁錠每噸6 000多元，三個月後就漲到了每噸1.8萬多元”。吳仁寶顯然不是唯一一個行動起來的人，南巡之後，全國立即出現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辦公司熱。從2月開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個月2 000家的速度遞增，比過去增長了2~3倍。到8月22日，全市庫存的公司執照已全數發光，市工商局不得不緊急從天津調運一萬個執照以解燃眉之急。在中關村，1991年的科技企業數目是2 600家，到1992年底衝到了5 180家。四川、浙江、江蘇等省的新增公司均比去年倍增，在深圳，當時中國最高的國際貿易中心大廈裏擠進了300家公司，“一層25個房間，最多的擁擠著20多家公司，有的一張寫字台就是一家公司”。3月9日，珠海市宣布重獎科技人員。珠海生化製藥廠廠長、高級工程師遲斌元從市長梁廣大手中接過價值29萬元的奧迪轎車鑰匙、三房一廳的產權證書和26.7184萬元的獎金，上百家海內外媒體拍下了他熱淚盈眶的情景。珠海重獎新聞很快誘發連鎖效應，遼寧錦州市政府拿出76.7萬元獎勵5個科技人員，四川用80萬元獎勵一位農學家和他的助理們，山東、安徽和江蘇等省紛紛用現金、轎車、住房或家電等獎勵當地的科學家。幾年前還偷偷摸摸的“星期六工程師”現在被允許公開承包項目，江西省規定，科技人員搞技術承包，可與所在企業分成，承包者所得不低於50%。除了科技人員，那些有商業創意的人也成為了新的明星。7月29日，《中國青年報》在頭版頭條別出心裁地刊出一條獨家新聞：《何陽賣主意，賺錢40萬》，消息稱，“思想、策劃、主意也能賣錢。北京一位名叫何陽的發明家光靠給企業出謀劃策，賺了40萬元。他創辦的和洋民用新技術研究所，目前已獲中國專利20多項，技術轉讓總收入100多萬元。”何陽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一家化工廠，1988年，32歲的他辭職下海，成為了一個“知識個體戶”。他想去《北京晚報》登招聘人的廣告，報社讓他先去人才交流中心開證明，中心的答複是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