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文化之偽”總比“江湖之偽”好一點，沒那麼多血腥。
有人說，“古今文字像一隻隻隱形的手，把人從傷害生命的底線前拉回”。
對此我完全不同意。
以我親身經曆，當百歲高齡的巴金躺在病床上的時候，中國內地南方和香港的部分文人發起了一個以最肮髒的語言辱罵他的運動。在人類曆史上，還很難找得到哪個土匪黑幫傷害百歲老人的事例。
以我親身經曆，“5·12”汶川大地震全民救援，連很多平日的“不良少年”也都紛紛參與了，而在網絡媒體上歪曲和侮辱救援的，隻有文人。
還可以舉出大量實例，都與“傷害生命的底線”有關。但在傷害時，他們全都扮演著“君子”。好像，敢於做土匪不敢做的事，才是“君子”；敢於不相信天下一切捐助，而自己也絕不捐助的，才是“君子”。他們發表這些意見的文章，確實寫得字斟句酌，跌宕起伏，痛快淋漓。
偶爾，他們中的個別人，也會由於一時失算，遭遇到警察。
例如，我讀到司法部門編印出版的一本法製文摘，其中刊登了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在湖北省破獲的一起綁架殺人案。那樣的“君子”中的一員，在那裏碰到了麻煩。
這起綁票殺人案其實早在八年前就發生了，偵查了很久沒有結果。
這天，一位名叫吳忠義的刑偵專家在翻看舊案卷時發現了綁匪寫的一張紙條。他先匆匆瞟了一眼，突然若有所思。很快，他決定重新偵查此案，而偵查的範圍，劃定在受過高等教育的文化人中間。
究竟是一張什麼樣的紙條，給了刑偵專家一個重新判斷的機會？
那張紙條上其實隻寫了十九個字，六個標點符號。其文曰：
過橋，順牆根，向右，見一亭。亭邊一倒凳，其下有信。
寫這張紙條的罪犯是在向受害者的家屬指點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句子縮到最短，減少信息量，但他忘了，文字越減縮，越能顯現一個人的文化功底。
請看這十九個字，罪犯為了把藏信的地方說清楚，不用東西南北、幾步幾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動詞來一路指引，這在修辭上顯然是極聰明的選擇。
四個指引詞，“過、順、向、見”，準確而不重複，簡直難於刪改。特別是那個“見”字，用在此處，連一般精通文字的寫作人也不容易辦到。一般會寫成“有”，但那就脫離了動詞指引的統一性。
更有趣的是，這個句子讀起來既有節奏又有音韻，在兩個“二三”結構的重複後接一個“五四”結構，每個結構末尾都押韻。看得出，受到晚明小品的不小影響。
罪犯當然不會在這裏故意賣弄文采，隻能是長期讀古文、寫舊體詩的習慣，產生了自然流露。
如果他自己發覺了這種流露，一定會掩蓋的，但他沒有發覺，可見實在成了一種表述本能。時至今日，能有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經不多，因此偵查的範圍可縮得很小。
那地方有一所大學。很快破案，罪犯是一個大學教師。
誰揭發了他？文化。
當然，這裏所說的“文化”，是指現在廣泛崇尚的文化知識和文化技能，而不是現在嚴重黯啞的文化道義和文化人格。
由於綁匪的文字功力，我還稍稍關注了一下案情。原來，事情的起點並不邪惡，而是他與被害學生在河堤上做轉圈遊戲。學生轉暈後掉到了汙水溝裏，摔掉了幾顆門牙，滿臉是血，他怕家長怪罪，就用手去捂學生流血的嘴，而且一直捂了下去。他當時心裏想的是“小過難辯，大過難罪”，“至繁不如化簡”，“無毒不丈夫”，“一不做二不休”，都是傳統文化中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