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時，人們加工糧食的方法還很簡單，製作的食品種類也少。先秦文獻中出現的糧食製品，除了酒類和飴糖之外，常見的僅有飯、粥、皔（蒸飯）、餱（幹糧）、（厚粥）、餈（糍粑）、糗（炒熟搗碎的米或豆類製作的飯食）等寥寥數種。《周禮·天官·籩人》所列貴族食品中的“麯、白、黑”，實際上是分別用麥粒、麻、稻米、黍米熬製的飯。《周禮》中所謂“羞籩之實，糗餌粉餈”也不過是用搗碎的豆、麥，稻米等蒸製的飯或具有餅的雛形的飯食，但當時還不稱餅。《禮記·內則》中也無餅類食品。《楚辭·招魂》中的“粔籹”屬於餅類的饊子，但僅是局部地區的個別食品。西晉束皙《餅賦》中也說“《內則》諸食不設餅。餅之作也，其來近矣”。束皙所說的“□”、“豚耳”、“狗舌”、“豚耳”等餅食也多屬漢以來的食品。
從漢代以來，我國烹飪大師以糧食為原料，大顯身手，烹製出成千上萬種食品，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飲食文化生活，體現了糧食作為主食的地位。這類食品絕大多數屬於麵、點、糕、餅，起初通稱為餅。用水煮或油炸的麵食、餛飩、水餃、元宵、油糕之類稱“湯餅”；用籠蒸的各式花饃、包子、糕點、蒸餃之類稱“蒸餅”；用爐烘烤（烙）的餅幹、燒餅、各式糕點之類稱“爐餅”。
我國麵、點、糕、餅食品，大約是從西漢逐步發展起來的。這可能與麵粉加工工具的改良有很大關係。先秦文獻中常見的粉碎糧食的方法是“搗”、“捶”、“舂”，可能還是用石臼之類的工具，未見有“石磨”。陝西關中出土的古代石磨是漢代之物，石磨的發明，大大提高了麵粉加工的效率和質量，為麵、點、糕、餅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古籍中餅食的記載，也始見於漢代。《三輔舊事》裏說，漢高祖劉邦專為太上皇建設的新豐縣（在今陝西臨潼縣）有賣餅的。《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少府的屬官有“湯官”，是主管王室食品中的湯餅、蒸餅之類食品的官員。《翰林誌》稱：“漢製，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值於建禮門……湯官供餅餌……下天子一等”。《後漢書·樊？傳》裏說，光武帝劉秀微時，曾因事被拘於新野縣，樊？當時是新野縣管市場的小吏，曾送給劉秀一筐餅。劉秀感恩不忘，稱帝後不僅賜給禦食、乘輿，還封他為都尉。可見漢代從宮廷到市肆都有餅類食品。值得一提的是，從漢代興起的一種“胡餅”。其所以冠以“胡”字，一說是其法從西域傳入；一說是因表麵粘有胡麻（芝麻）。這種餅自漢迄唐，頗受各階層的青睞。《續漢書》載：“靈帝好胡餅，京師皆食胡餅。”《太平禦覽》裏說：三國時呂布軍到乘氏城下，李叔節曾作胡餅萬枚持往犒軍。晉朝郗虞卿為女擇婿時，大書法家王羲之坦腹東床吃胡餅，被聘為佳婿。可見晉代胡餅仍為上層人物所喜愛。據說東晉時後趙的石勒諱“胡”字，凡胡物皆改名，曾把“胡餅”改名“麻餅”。但社會上仍不承認。到了唐代，長安的胡餅製作技藝更為高絕，為士大夫所垂涎。《杜陽雜編》載：同昌公主死後，皇帝十分悲痛，安葬的時候，皇帝賜酒一百斛，胡餅三十駱駝，每個直徑二尺，供役夫食用。
餅類食品到了兩晉，品種不斷增加，春夏秋冬都有應時的品種供人們食用，而且製作日益精細，滋味更加美妙。束皙在他的《餅賦》中對當時士大夫之家烹餅、食餅的情景有生動的描寫。他說，製餅的麵粉是“重羅之麵，塵飛雪白”，糅和成麵團，則“膠粘靭筋，溔柔澤”。用的餡料“肉則羊膀、豕脅，脂膏相半，臠若蜿首，珠連礫散”。所施調料，大致是“薑枝蔥本，蓬切瓜判，菌桂剉末，椒蘭是灑，和鹽漉豉，攪和膠亂”。當廚灶上“火盛湯湧，猛氣蒸作”之時，你再看操作者。“攘衣服，振掌握，仰搦俯搏，麵彌離於指端，手縈回而交錯。”聽其聲音“級級駁駁”，觀其景象“星分雹落”。烹熟之後“籠無迸肉，餅無流麵；姝媮洌敕，薄而不綻，味內和，色外見；柔如春綿，白若秋練”，“氣？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垂涎於下風，童仆空噍而斜盼；擎器者舐唇，立侍者幹咽……”從這段膾炙人口的描寫可口看出，束廣微不過是對事物觀察細微，並用了文學語言，卻沒有絲毫的虛構成分。可見當時我國餅類食品烹飪水平已經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