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杜甫的《麗人行》就是對唐玄宗天寶年間上巳節曲江宴的描寫。唐代皇帝於三月三日上巳節這天在曲江園林大宴群臣，作為一種慣例，連綿不下百年，特別是在開元、天寶年間，每年都要舉行。其規模之大，景況之盛，耗費之巨，在我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曆史上是罕見的。
曲江池在今西安市東南郊曲江村。秦、漢時是“上林苑”中“宜春苑”、“宜春宮”的所在地。這裏原有泉池，岸頭曲折多姿，自然風光秀麗。漢武帝時又疏鑿了池西側的地下泉，名“漢武泉”。隋文帝修建新都大興城時，又引黃渠水入池，擴大水域，廣植花木，池中以芙蓉（蓮花）最盛，更名曰“芙蓉園”。唐初，皇帝就常在這裏賜宴。唐玄宗開元年間又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建：在池南建造了專供皇帝、後妃登臨觀賞的“紫雲樓”，在池邊建造了“彩霞亭”；池西新辟了“杏園”；池周增植了以柳為主的各種風景樹木和奇花異卉；池中備有彩繪的畫船；親貴大臣們又在這裏建造了許多私人的樓台亭榭。曲江池變成了碧波蕩漾，柳蔭四合，花木環繞，宮室樓台星羅棋布的園林，是京城長安風光最美的遊賞野宴場所。每年上巳、重九兩個節日唐玄宗都要在這裏大宴群臣，尤以上巳節為最盛。
唐玄宗時，上巳節在曲江池舉行的宴會有兩類：一是皇帝賜群臣宴。參加這類宴會的人，上自宰相、皇親國戚，下至長安、萬年兩縣縣令。就是說，凡在京城的所有文武官員都有資格參加，而且允許他們隨帶妻、妾、公子、小姐前來。另一類為民間自費遊園野宴。唐玄宗為顯示太平盛世、官民同樂，特允許城中士、庶、僧、道等於此日來曲江遊賞並飲宴娛樂。因此，這一天的曲江園林，鮮車寶馬，摩肩接轂，萬眾雲集，盛況空前。
這一天官員們的酒宴，雖然統稱為皇帝賜宴，但因人數逾萬，宴席不在一處，也不全由宮廷舉辦。皇帝、貴妃及其少數至親近臣的筵席，設在“紫雲樓”上。這裏居高臨下，可以一麵飲宴，一麵俯瞰曲江全景。宰相和翰林學土們的筵席，皇帝特許設在彩船之上，可以一邊飲酒賦詩，一邊泛舟觀賞湖光水色。其他各級官員的筵席，分別設在曲江池周圍的樓台、亭閣或臨時搭蓋的錦繡帳幕裏。皇帝在紫雲樓上所設的酒宴，由禦廚製辦。杜甫的“紫駝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盤行素鱗。犀箸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禦廚絡繹送八珍。”就是對唐玄宗與楊氏兄妹筵席盛況的描寫。詩中的“紫駝之峰”指當時最為講究的“駝峰炙”，“素鱗”指最名貴的魚膾之類的菜肴。其他官員的酒饌，有的由諸司衙府製辦，大部分由京兆府代替朝廷製辦，雖不及皇帝筵席高貴，也力求海陸雜陳，集京城名饌佳肴之精華，其費用也分別從諸司和京兆府庫中開支。至於和尚、道士、士子、庶人的私宴，那當然是由僧寺、道觀及遊宴人自備。
唐玄宗酷愛樂舞，上巳節曲江大宴之日，京兆府城中所有民間樂舞班社齊集曲江；皇帝不僅特令公卿大臣們隨帶府中歌妓前來，還令宮中內教坊和左右教坊的樂舞人員來曲江演出助興。所以這一天的曲江池，處處是宴會，處處是樂舞。“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才見春光生綺陌，已聞清樂動雲韶”，就是對曲江遊宴樂舞的生動描寫。
安史之亂以後，上巳節的曲江大宴日益冷落。唐德宗貞元年間間或舉行。之後由於多次戰亂，國勢日衰，到穆宗、敬宗時，這裏的樓台殿閣十之八九已不複存在。唐文宗李昂在位時，於太和九年忽然讀到七十年前杜甫所寫的《哀江頭》詩，一心想恢複昔日曲江遊宴的盛況，曾派左右神策軍三千人對曲江園林進行修葺，並依照昔日舊例，令諸司大臣們有力量、有興趣者在曲江建造自己的樓台亭榭，也曾於上巳節在曲江舉行宴會。不過那時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國勢每況愈下，遊宴的景況比之開元盛世大為遜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