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小事處處爭競，則大事或反有放鬆之時，不分大小，朝夕爭辯，徒為彼族所輕視也。
——曾國藩
由於曾國藩的地位，他的處世，不可能隻限於常人之間及日常生活的小事，更會涉及到國家外交等方麵的大事。
曾國藩提出了在對外交涉中須“大事苦爭，小事放鬆”的主張。強調指出：“凡與洋人交際，小事可許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許者，宜始終堅執力爭。若小事處處爭競，則大事或反有放鬆之時，不分大小，朝夕爭辯，徒為彼族所輕視也。”總體說來，中國正“漸圖自強”，為了贏得時間，應當在“堅守條約”的前提下予以力爭。他說：“與洋人交際，豐裁不宜過峻，宜帶渾含氣象。渠之欺侮詭譎蔑視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幾分癡氣者，亦善處之道也。”這就說明，曾國藩的“大事苦爭，小事放鬆”的基本思想運用於外交事務之中，就形成了他有時在有關問題上抵拒抗爭的一麵，同時，又因為總體方針是堅守條約，故又帶有極大妥協性。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以後，國內農民起義尚未鎮壓下去，“中外和好”的局麵開始形成。曾國藩積極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即全力鎮壓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之後，必須考慮“禦侮”的問題。其基本設想是：“苟欲捍禦外侮，徐圖自強，非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艱巨，畏縮不為，俟諸後人，則永無一自強之日。”為了爭得十年、或二十年時間的和平環境，在總結前段經驗教訓之後，他強調維持和遵守不平等條約的重要性，明確指出：“道光庚子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和夕戰，無一定之至計。遂至外患漸深，不可收拾。……惟賴守定和議，絕無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圍繞著以遵守不平等條約為基本準繩而進行的“大事苦爭，小事放鬆”這個中心，我們可以就曾國藩在處理對外交涉中一些具體事例作些分析考察。
關於“華洋會剿”的問題，曾國藩先是表示反對，繼則認為條約所未規定開放的口岸不需外人相助收複，再則，既已借助，就得以禮相待，不能再生枝節。
在用中國之錢購買外國船隻，由英國人組織艦隊的問題上，曾國藩也表示了“大事苦爭，小事放鬆”的基本立場。
1861年8月，曾國藩曾向清廷上了一個關於購置外國船炮的奏疏，主張用實力武裝水師，以清軍將領主辦其事；他在給友人信函中指出：必須“操縱自如，指揮由我”，每船隻“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習槍習火”。然而，代辦購置船炮事務的英國人李泰國，妄圖以英國海軍大尉阿思本為艦隊司令，艦上全用英國人，陰謀使這支中國購買的艦隊，成為外國人所控製的侵華工具。曾國藩認為，這是喧賓奪主，“前則大掠資財，割剝遺黎，日後則百端要挾，損我國威，”他明確指出：“洋人本有欺陵之心，而更授以可陵之勢；華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處可怯之地。”這種長他人威風，滅自己誌氣的引狼入室的作法萬萬使不得。曾國藩堅持民族大義，維護國家主權，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了妥善解決此事的兩條對策。下策是於所購七船中“酌撥數船，與阿思本統帶，配用洋兵。撥數船與蔡國祥（按：蔡氏時為湘軍將領）統帶，配用華兵”；上策是給洋兵“趕即撥給薪工經費，責成阿思本迅速押帶回國，並將狡獪異常之李泰國趁勢革退，不準再幹預中國事務”。至於所費一百多萬兩銀子，要盡數索回。“即使全不能收回，亦屬無關緊要。”應以維護主權為重。在曾國藩等人的“苦爭”和堅決反對之下，“李泰國先生失掉了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之肥缺，阿思本艦長沒有當成一名滿清的水師提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