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溫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曾國藩
曾國藩以一個書生在仕途的發展，可以說是一帆風順的，他於道光十八年（1838）中進士，兩年後授翰林院檢討，過七年即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又過兩年又升授禮部右侍郎，並於此後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遷，連躍十級，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對於生長於深山，出身“寒門”的曾國藩來說真可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一介文人，組建湘軍，平定太平天國而成就了武功大略，官封一等勇毅侯，被世人譽為“中興第一名臣”。曾氏家族也成為清朝二百年來漢人第一家。人們認為他一定喜愛大風大浪吧！但實際上曾國藩在養生處事中的哲學與眾不同，特別深刻。曾國藩在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寫給四弟曾國荃的信中說；安身立命應該從波平浪靜方麵考慮，保持心中平靜順和，千萬不要從翻天覆地，動蕩不安處考慮，雖然人人都不甘心庸庸無為，但注意平靜為第一原則。生活閱曆千變萬化，總是應該慢慢向平實處用功。“向平實處用功”和“波平浪靜”這是曾國藩處世哲學的兩點重要原則。
曾國藩寫道：“弟克複兩省，勳業斷難磨滅，根基極為深固。但患不能達，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穩適，不患不崢嶸。此後總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吾亦不甘為庸庸者，近來閱曆萬變，一味向平實處用功。非萎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
他的意思是：“四弟收複兩省，功績之大是根本不會磨滅的，你的地位也是很穩固的。隻是擔心做事不能達到成功的目的，不怕成功了站不住腳跟，隻怕不能平安舒適，不怕英名不突出。從此以後要從波平浪靜處安身，不要總想做什麼翻天覆地的大事業，我也並不甘心做平庸粗俗的人，近來我的閱曆變化特別大，一味向著平安實在的方麵下功夫。並不是我萎靡不振，而是因為地位太高，名聲太大，不這樣做，都會有災禍臨頭的危險。”
其實，曾國藩的平靜養生方法是被逼出來的。曾國藩多年到處征戰，軍事政務繁忙，從三十五歲起，遍身生了一種蛇皮癬，搞得他坐臥不安，痛苦萬分，以致於精神萎靡不振，困頓到了極點，還不到五十歲，卻早早衰弱到如此程度。他自認為這都是因為天賦的資質不厚，並且，又百般憂愁摧殘動搖，加上曆年來抑鬱寡歡，為不平之事憤懣而致的折損。後來，曾國藩的好友馮樹堂來訪，與他討論修養心誌、身體的方法。推薦他說：離開靜心安坐再也沒有更好的方法。能靜坐，那麼天下能幹的事情，都可以幹好。心理意誌和意氣感情總是拆不開的。心誌稍有浮躁，那麼，感情就會浮躁，意氣感情渙散，那麼，心誌也就渙散了。思想竟誌專注於某一方麵，意氣感情自必為之轉移。如此，曾國藩才一直堅持下來了。
曾國藩生長在湖南鄉間，湖南的民族性是以強悍著稱的。曾國藩又是一個讀書人，看到曆史上許多人物，他們成功的條件就是堅韌不拔，具有實幹精神。他常說：“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他從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誌自拔於流。”苦誌學業，到了進京中進士以後，與唐鏡海，倭艮峰等大儒交往，他的思想更進了一步，此時，他要窮理達德，做聖賢的功夫，他的事業則已立立人，已達達人，而以匡時救世為事事。
又說：“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址，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溫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為使誌向得以實現，曾國藩以存誠自養。中國聖賢內聖外王之道，即大學上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個步驟，而最基本的則在於誠意、正心，曾國藩以此自勵，並以勉勵僚屬子弟。因此，他雖然一生中遭遇到許多挫折和打擊，而他內心一直保持平靜和順，從不灰心喪氣，保持清醒的頭腦，以一顆平常心來對待煩惱，終於獲得了最後的成功。
一個人能夠讓自己在幹擾影響下盡可能地保持平靜，就能使行動的能力大大增強。曾國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擔當起文武功業的大任的。
立世大智慧
在人們的一生中，處處都有風波險阻，遭遇功名利祿，麵對這個複雜的社會，謙讓才是處事的妙方。做到恭謙讓人，爭鬥就會停止，忿恨才會平息，結怨才會化解，天下再大的禍患都會冰消雪化於“讓”字之中。平常的人如果能夠把握住它，則可以免除災禍而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