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強”二字，卻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此二字貫注其中，皆從“倔強”二字做出。
——曾國藩
曾國藩一再強調“強”字自“明”出。在智慧處求強，在自修處求強，這樣才能使人堅挺地挺進。他始終主張持之以恒，絕不灰心泄氣，絕不矯揉造作，一如既往。然而，在功名漸盛、地位漸高的時候，則其勢不同，就需要持盈保泰，恬退謙謹了。他雖說“亦漸老於事，鋒芒鈍矣”，實則故樂謙德，“喜聞迂直之言”，而以貞固自守。
“悔”、“硬”二字訣，是曾國藩立身處世思想之化境。照一般的解釋，總認為曾國藩悔悟其往日強矯之非，而毋認柔道行之了。其實是他“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和“取人為善，與人為善”的對立一致之合。悔是“悟”的意思，“明”的意思，覺悟出真道的微妙處，知“自己全無本領”，正見得自己“本領甚大”。“能立”、“能達”、“不怨不尤”，方剛柔體用之極致。曾國藩還說：他兄弟不明白悔字的奧妙，而趨於消極，乃用一硬字訣的“挺”字來救濟。梁啟超先生所謂：“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艱苦卓絕”；龍林蓀先生所謂：“雖極人世艱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雖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奪其誌”，都見出一個硬字來。故曾國藩晚年，仍謂：“倔強’二字，卻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此二字貫注其中，皆從‘倔強’二字做出。”又說，他兄弟皆稟母德居多，好處是天性“倔強”。他雖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這正是以挺（強硬）為體，以柔（謙悔）為用，合禹墨老莊為一途，以成中庸之道。一般人都不明白這種道理，所以，對於曾國藩的思想常有不甚正確的推論。如《水窗春囈》說：
文正一生凡三變：書宇初學柳誠懸，中年學黃山穀，晚年學李北海。愈饒嫵媚。其學問初為翰林詞賦，既與唐鏡海太常遊，究心先儒語錄，後又為六書之學，博覽乾嘉朝訓詁諸書，而不以來人注經為然。在京宦時，以程宋為依歸，至出而辦理團練軍務，又變而為申韓，嚐自稱欲著挺經，言其剛也。
鹹豐七年在江西軍中丁外艱，聞訃奏報後，而奔喪回籍，朝議頗不謂然，左恪靖在駱文忠幕中，肆以詆毀，一時嘩然和之，文正亦內疚於心，得不寐之疾。曹鏡初診之，言吱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蓋欲以黃老諷之也。……此次出山後，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無沾沾自喜之色。嚐戲謂予曰：“他日有為吾作墓誌者，銘文吾已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諸語。故挽聯中有將汗馬勳名，問牛相業，都看作秕糠塵垢”雲雲，道出此老心事。蓋文正曾說：“吾學以禹墨為體，莊老為用。”可知其所趨向矣。
後世人憑著這一說，卻斷定曾國藩的居世思想可能有不止三次的轉變。平心而論，他的思想，始終沒有轉變，所謂“三變”者，乃其寫字、治學、立身、處世因時世而措之宜，所謂“執西用中”而已。他的思想中心總不離乎孔子的“中庸”之道，“經世”之學，所以，能合道文而為一，盡博深之能事，剛柔明強，老墨並用，綜為大成之禮學，兼具聖王之事業，這種偉大的成就，豈是偶然的！倘使不明他的思想體係，則枝節浮蔓之論，哪能夠“道出此老心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