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齊立言最糟糕的想象中，他覺得這輩子實在混不下去，完全有可能在月黑風高的夜裏去盜墓、走私文物，提著腦袋去滇緬邊境販毒、倒賣槍支，冒著憋死在集裝箱裏的危險偷渡到中東給石油富商的兒子們教漢語拚音和中文，就是沒想到過要開酒樓。
父親從民國年間就經營酒樓了，鍋碗瓢盆與油鹽醬醋中的一生就像一盆大雜燴，看上去色彩豐富，一伸筷子，裏麵雜亂無章，及至大哥齊立功接手“天德酒樓”成了柳陽湖邊的暴發戶，整天腆著肚子很招搖地走過這座城市貧窮的目光，動輒就以肉很多的手指著他的鼻子教訓他“不務正業”，可一旦食客上門，哪怕食客是地痞、流氓、貪官汙吏、江湖騙子，一律孫子的表情，那模樣跟一個站街賣笑的妓女沒什麼兩樣。
在齊立言看來，開酒樓的人就是一介夥夫，說得再好聽也就是一個廚子，從頭到腳散發著嗆人的油煙味和魚肉氣息，一身與時俱進的肥肉每天都在加重兩腿的負擔，走路時步子沉重得像是正在火葬場參加遺體告別，這種日子不僅將人歪曲得麵目全非而且還養成了太多的不良習性，他們早晨起床很馬虎地洗漱好後要花很長時間跟鏡子裏的臉較勁，擠眉弄眼地要讓臉上的微笑準確地流露出討好賣乖的生動與卑瑣，然後再批量複製給形形色色的食客們。
酒樓，這個祖傳家業在齊立言的眼中是沒有體麵和尊嚴的。
張慧婷拒絕跟齊立言親熱的那個夜晚，齊立言對著妻子冷酷無情的脊背情緒敗壞地說，“開酒樓還不如開妓院。”張慧婷以固定的姿勢扔出一句話，“那你就開一個妓院給我看看！”
齊立言一陣透心冰涼，他聽到了深秋的夜空裏提前抵達這座城市的北風正在尖銳地削過屋頂，好像有一片瓦掉到了院子裏，清脆而短促的碎裂聲像是抵著他的腦袋開了一槍。
齊立言對酒樓的敵意緣自於酒樓打破了多年來一成不變的家庭格局，讓他這個三弟兄中的老三成了名副其實的“癟三”，當老大老二可以把鈔票當餐巾紙用的時候，他住在舊社會留下來的老屋裏連煤氣罐都用不起，所以，他不可能以平靜的心情麵對自己因一貧如洗而被日益冷落的難堪，最讓他無法容忍的是，當年尋死覓活要嫁給他的妻子張慧婷也對他絕望了，自去年冬天以來，她麵對著經常熄火的蜂窩煤爐和一敗塗地的齊立言，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離婚！”，離婚就像張慧婷日常生活中的一把牙刷，每天早起晚睡的時候都要用上。
如果把時間定格在十五年前的那個中午，齊立言走進齊家四處漏風的院子，一院子的陽光都是他的，他手裏攥著省機電學校的錄取通知書，頭頂上落滿了夏天的陽光以及比陽光更加燦爛的光榮與驕傲，大哥二哥的眼睛直勾勾的，羨慕嫉妒中掩飾不住內心深處的自卑。齊立言是齊家三兄弟中唯一一個高考中榜的兒子，雖說隻是一個中專，但在一九八四年的齊家就是狀元，齊立言去省城上學前，齊老爺子傾其所有，大宴親朋，流水席開了三十多桌，荷葉街的街坊們抹著一嘴的油水都恭維齊老爺子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高興的老爺子一臉春風。
老爺子齊修仁先生在國民黨時代雖然隻讀過三年私塾和兩年高小，但《四書》、《五經》信手拈來出口成章，是柳陽城裏唯一知書達理博古通今的商界名流，他認定兩千多年前孔孟之道中“君子趨於義，小人趨於利”的訓誡是人生的最高指示，所以齊修仁從嶽父手裏接過“天德酒樓”的第二天，就請晚清最後一個秀才周濟世先生書寫了一副對聯掛在家裏的中堂兩邊：“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唯有讀書”，像是對後輩的勉勵，也像是對自己沒能躋身“學而優則仕”的感慨和無奈。老爺子在商不言商，其重文輕商的人生立場可從對三個兒子的調教中一目了然，老大齊立功下放回城剛剛在街道手套廠謀了一個飯碗，高考恢複了，老爺子逼著齊立功離職回家複習考試。那時候，文革年代初中畢業的齊立功說兩句話最少會蹦出三個錯別字，見了漢字就像見了蒼蠅一樣痛苦，他曾背地裏對老二齊立德說過這樣的話，“我寧願坐牢，也不願讀書”。齊立功以這樣糟糕的實力和態度參加高考，想考上大學比當上國務院總理還要難，齊立功考了三年，名落孫山，還丟了街道廠的飯碗，後來靠在巷口擺個餛飩攤子得過且過地混日子。老二齊立德水平要高於老大，“四人幫”倒台，齊立德高中畢業，考到第四年的時候，差一分沒錄取，這一分就將一個人從天堂趕到了地獄，最後在市醬醋廠門市部賣了十二年醬油直到下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