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住院期間，江青一夥加緊了奪權活動。他們用的還是老辦法：先製造輿論。《紅旗》雜誌1974年第10期發表了姚文元策劃和修改定稿的《研究儒法鬥爭的曆史經驗》。從6月5日姚文元布置寫這篇文章，到10月1日刊出，曆時近四個月。《紅旗》編輯部貫徹姚文元的意圖，說文章的主題應放在“研究儒法鬥爭對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的意義”上，文章的目的是“為了現實的階級鬥爭”，所以要“針對當前的主要問題來寫”，要著重寫“複辟反複辟”的“經驗教訓”。姚文元8月5日說：“索性改為儒法鬥爭對今天的意義”。文章借研究秦漢儒法鬥爭曆史經驗之名，借古喻今。文章說：“新興地主階級能不能保持政權，關鍵在於能不能保證繼續執行法家路線。”又說：秦始皇陶醉於“黔首安寧，不用兵革”這種太平景象的時候，奴隸主複辟勢力的代表人物趙高已經披著法家的外衣鑽進了秦王朝的心髒，對地主階級政權進行“挖心戰”。秦始皇一死，趙高立即發動沙丘反革命政變，用一條“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的儒家路線代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線，對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實行血腥的階級報複。文章說：“西漢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複辟鬥爭中取得勝利”，就是因為漢高祖死後“法家路線卻曆經呂後、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堅持”。“由於在中央有了這樣一個比較連貫的法家領導集團，才保證了法家路線得到堅持。”而“清君側”的策略就是要通過“搞垮中央的法家領導集團”改變法家路線。文章進而點明本意：“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那些鑽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往往采取這種‘清君側’的反革命策略”，“打擊堅持毛主席正確路線的革命力量”。他們的用意，躍然紙上：一為影射攻擊周恩來、鄧小平等是鑽進黨內的趙高、劉氵鼻；一為標榜他們是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中央法家領導集團”，要讓法家人物“在中央主持工作”。在這以後，上海市和兩校等寫作班子發表的多篇文章，為所謂“中央法家領導集團”鼓吹。這些文章，既是給老百姓看的，更是給毛澤東看的。他們向毛澤東進言：隻有讓“中央法家領導集團”主政，才能夠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毛澤東心中有數，知道江青“積怨甚多”，對此並不理睬。
1974年10月12日，《文彙報》和《解放日報》在頭版發表評論員文章，借國產萬噸輪“風慶”號遠航歸來為題，影射攻擊周恩來和中央有關領導同誌。
“風慶”輪事件梗概如下：
1974年，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組織處副處長李國堂和宣傳幹事顧廣文，奉派遣到“風慶”輪協助首次遠航歐洲的工作，李任政委，顧為政治幹事。“風慶”輪開船後，某些人要李、顧批判所謂造船買船問題上的“崇洋媚外”“賣國主義”。李、顧給以拒絕，並指出：國務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國內造船工業，但目前在國內造船工業尚不能滿足遠洋運輸的情況下，利用一些有利條件，從國外適當買進一批船隻，是完全必要的。這既有利於加速發展我國獨立的遠洋船隊，也可以盡快地改變由於船隻不夠每年要用大量外彙租用外輪的局麵。一些在這個問題上的謬論，矛頭是直接指向周恩來和國務院其他領導的。他們還在船員中議論了“樣板戲”。“四人幫”在上海的親信據此寫了一封一萬多字的信，誣蔑李、顧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條修正主義的路線”。江青在信的批語中攻擊交通部“崇洋媚外”，是“買辦資產階級思想專政”。張春橋、姚文元也誣蔑李國堂是“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王洪文批示：“先將李國堂留在上海，發動‘風慶’輪船工進行徹底的揭發批判。”“交通部必須對李國堂進行嚴肅的處理，並將處理情況報中央。”國慶節前夕“風慶”輪返回上海後，李、顧兩人被扣在上海批判，“李、顧事件”定為“反動的政治事件”。《文彙報》和《解放日報》的評論員文章，說什麼：“我國近代造船工業發展史，是一部充滿尊孔崇洋與反孔愛國鬥爭的曆史。”“翻一翻中國造船工作發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代尊孔派的頭子都直接插手造船工業。”文章還說什麼：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劉少奇等都奉行“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學，推行了一條賣國主義路線。又說：“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不僅如此，江青一夥還在中央政治局挑起事端。6月1日周恩來因病住院以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有預謀地對鄧小平進行了多次挑釁。10月4日，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實際上主持國務院的工作，“四人幫”更加緊了對鄧小平的攻擊。10月17日晚，“四人幫”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有預謀地提出所謂“風慶”輪事件“崇洋媚外”問題，要鄧小平立即表態，對鄧小平突然襲擊。江青挑釁性地問鄧小平：你對這個問題是什麼態度？鄧小平嚴正地回擊江青：我要調查。江青等人大吵大鬧。鄧小平說，政治局討論問題要平等麼，不能用這樣的態度待人。江青等四人一擁而上說：早就知道你要跳出來，今天你果然跳出來了。鄧小平蔑視他們，離開了會場。
10月17日晚，在政治局會議上，又一次進攻開始了。江青提出所謂“風慶輪”問題，說進口船隻是崇洋媚外，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並逼迫鄧小平表態。
鄧小平毫不退讓。
江青等人胡攪蠻纏，會議無法繼續進行。
鄧小平氣極，拂袖而去。
這天晚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一種似乎是決戰前夕的緊張嚴峻的氣氛中研究下一步的行動方案。地點在釣魚台17號樓。
四人一致認為，必須爭取毛澤東的支持，由王洪文盡快趕赴長沙，向毛澤東報告情況。第二天，即10月18日王洪文乘坐的專機在長沙機場降落。當晚，毛澤東接見了他。
在彙報四屆人大籌備情況時，王洪文向毛澤東報告：
“總理現在雖然有病，住在醫院，但還忙著找人談話至深夜。幾乎每天都有人去。經常去總理那裏的有小平、劍英、先念等同誌。”
毛澤東靜靜地聽著。
王洪文繼續說：
“他們這些人在這時來往得這樣頻繁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
毛澤東仍然默不作聲。
“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
第一節 西花廳老人拒住院道不和鬥爭愈劇烈（3）
王洪文的這句話是點睛之筆。如果毛澤東對他的報告重視並給予支持，把事件與廬山會議即九屆二中全會聯係起來，那麼問題的性質就很明顯了。
王洪文期待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
同一天，即10月18日。北京，釣魚台17號樓。
江青與王海容、唐聞生談話。是江青把她倆叫來的。
王、唐二人看起來像姐妹倆，衣著打扮、個頭長相都差不多。總是穿一身樸素的服裝，方口布鞋，留齊耳短發，戴眼鏡，典型的知識分子形象。她倆一個是毛澤東的表侄孫女，一個是外交部官員唐明照的女兒。她們的職務是外交部的翻譯，但在黨內高級領導層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她們不僅為毛澤東接見外賓擔任翻譯，而且是黨中央主席家中的常客。在毛澤東晚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後期，他家裏的客人是不多的。其他領導人有時半年幾個月都難得見上毛一麵，隻是在他召集政治局會議或接見外賓時，才能和政治局委員們或陪同接見的其他人一起見一見。毛澤東非常信任王、唐二人，要這兩位年輕人參加政治局會議，然後直接聽取她倆關於政治局內部各種情況的彙報及國內各方麵情況的反映。報送政治局委員傳閱的有些文件要列上她二位的名字。毛澤東知道政治局內部是分為兩個陣線的，對兩個方麵報告的情況他都不輕易相信。他需要他認為是真實的情況。在這種特定的條件下，王、唐二人便充當了毛澤東與政治局其他人之間的一座特殊的橋梁。毛澤東不僅從這兩個年輕人那裏獲得他想了解的情況，而且他的指示有時也要經過這兩人向政治局或中央、國務院其他領導部門傳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