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還說：“毛主席說，錯了的，中央負責。政治局認為，主要是鄧小平同誌負責。”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一次“轉彎子”會議。目的在於通過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首先排除在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中間對於“批鄧”的阻力，解決大家的思想問題，排除思想上的“障礙”，轉好關於“批鄧”的思想彎子。
會議期間，張春橋多次攻擊鄧小平是“壟斷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對內搞修正主義，對外搞投降主義”。
江青於會議期間，在3月2日擅自召集十二省、區領導幹部會議，並發表長篇講話。她拉開架勢，語無倫次，信口開河，胡說八道，大放厥詞，集中攻擊誣蔑鄧小平。同時，吹捧武則天、吹捧呂後，借古喻今，為自己篡黨奪權製造輿論。江青說：
鄧小平這種事，恐怕很多同誌不知道內幕，當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過，我是一個首當其衝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請示主席，擅自鬥爭一個政治局委員，4月底一直鬥我到6月。鄧小平是謠言公司的總經理，他的謠言散布的很多……
首先打我。因為他知道我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在捍衛主席革命路線上，我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我很光榮。我這個過了河的卒子，能夠吃掉他那個反革命的老帥，所以他首先打我……
他七五年一月出來，剛剛隻有一年多嘛。不過我對他一直有警惕，有這麼一個問號。這個人出來以後，從來不說一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什麼偉大的成果……
據這次揭發，他家的常客是什麼人呢？李井泉、胡喬木、胡耀邦，還有王海容、唐聞生，還有什麼人，我就搞不清了，那都是無話不說，交待任務的……
鄧小平說我是個勇敢分子。現在看來，全國的謠言都是鄧小平弄的。說我一切職務撤消，下放勞動啊，說我已經自殺了。其他的，人家不給我看，說怕我看了生氣……
別人造謠我是武則天。我說，在階級問題上，我比她先進，但在才幹上，我不及她。
有人寫信給林彪說我是武則天，有人又說是呂後。我也不勝榮幸之至。呂後是沒有戴帽子的皇帝，實際上政權掌握在她手裏。她是執行法家路線的。
武則天，一個女的，在封建社會當皇帝啊，同誌們，不簡單啊，不簡單，她那個丈夫也是很厲害的，就是有病，她協助她丈夫辦理國事，這樣鍛煉了才幹的。從李世民到李治的能臣，她都用，而且為她所用。她簡單嗎？但是那些個孔老二的徒子徒孫專門攻擊這樣的人。其實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個很厲害的女人，趙太後。同誌們知道我講過這個曆史。齊威後，那都是很厲害的。他們就是用下流的東西誹謗武則天，誹謗呂後，誹謗我……
江青的講話，不僅肆意攻擊了鄧小平，而且明目張膽地為自己在1975年春天多次受到毛澤東的批評翻案，為自己在1975年5月和6月間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兩次會議的批評翻案。有人把她的講話內容彙報給毛澤東以後，引起毛澤東極大的震怒，他憤怒地斥責說：“江青幹涉太多了，單獨召開十二省講話。”
3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轉發了毛澤東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關於“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多次談話。同一天，中共中央還轉發了華國鋒在中央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同誌會議上的講話。
從此“批鄧”問題在黨內正式公開了。
就在中央召開會議期間，“四人幫”控製的輿論工具使“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勢頭更加猛烈。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梁效、任明的《評“三項指示為綱”》。這篇文章誣蔑說：“‘三項指示為綱’是一個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這個綱領的要害，是複辟資本主義。”文章不點名（但實際上已經點了名）地攻擊鄧小平，說“‘三項指示為綱’是黨內那個堅持劉少奇、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提出來的。”“‘三項指示為綱’，是直接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和批林批孔運動的。”
此文一出，“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一詞，就成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報刊上的一個“專有名詞”――專門用來指鄧小平。成為一種“不點名”的“點名批判”。
這篇文章以極大的瘋狂，全盤否定1975年的全麵整頓，說什麼：
一個綱領“是一麵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三項指示為綱”的杏黃旗一舉，右傾翻案勢力就迅速地聚集在這麵修正主義旗幟下，大搞複辟活動。他們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是什麼“今不如昔”呀，“問題相當多”呀，“積重難返”呀，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要由他們來扭轉局勢，大有“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相。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同當年的孔老二一樣，公然以複辟派自居，說什麼“無非有人講‘還鄉團’回來了，複辟了”，“不管他那一套，他說他的。”於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就刮了起來，越刮越凶。有些人奔走串連，彈冠相慶，或作演說，或擬提綱，或寫黑信，或造謠言，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其他方麵的種種修正主義奇談怪論，甚囂塵上，其矛頭對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難道這些都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嗎？現在人們明白了：這股右傾翻案風，是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從上邊刮下來的，是存在著一個“三項指示為綱”的反動綱領……追根溯源，蓋出於此。
在這篇文章中，還提出了一係列反動的理論觀點，為“反擊右傾翻案風”製造理論根據。文章說：當前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取得偉大勝利的新形勢下，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大搏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當前這場鬥爭告訴人們，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同走資派的鬥爭是長期的，反複的，這是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鬥爭的一個最重要的內容和特點。在社會主義時期，有些人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究竟在哪裏呢？當然要看到社會上還存在資產階級，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的主要對象。這些人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也代表那些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的利益，代表那些要求擴大資產階級法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們的利益。他們中間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時是樂意參加的，但到了社會主義的時期，思想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自己不願意革命，而且反對革命……
與這篇毒汁四濺、暗藏殺機的黑文相呼應，“四人幫”還相繼拋出了一大批長篇理論文章。
3月1日，《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經姚文元審定的池恒的文章《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2月12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在同期的《紅旗》雜誌上，還發表了初瀾的《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
3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以本報記者名義寫的《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