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日晚七點多，王洪文的秘書廖××告訴我，王洪文讓廖帶我到中南海值班。廖××告訴我，王洪文說，中辦秘書處就不來人了，就你一個人值班。廖還說，王洪文說了，有兩個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間各省市發生的重大問題，要及時報告；二是在此期間有些解決不了，需要請示的問題，要及時請示，就說是中央領導同誌說的，讓你給各省、市、自治區打個電話。另外，各省、市有事打電話就找你。我說：電話以咱們辦公室的名義打吧。廖說：不、不、不，以中央辦公廳的名義打。十一日和十二日上午，我即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打了電話。
1976年9月12日上午10點多，陝西省委書記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中辦”）的長途電話，當即親自作了記錄：
中辦：米××電話：
中央領導同誌指示：
主席喪期發生重大問題及時報告。有重要問題不好解決及時請示。
找米××同誌聯係。
李瑞山接
在李瑞山接到這樣電話的同一時間，在9月11日晚和12日上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都接到了米××的電話。米接電話後報廖，廖再報告王洪文。這在1976年12月中央印發的王、張、江、姚專案組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中有專門記載。
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接到電話，感到事情有些蹊蹺，立即與華國鋒直通電話，問華是怎麼回事？華國鋒大為震驚，當即問葉劍英，葉也不知道此事。他們決定以中央名義通知各地，澄清是非，並發出通知：發生重大問題，應向華國鋒請示。
這一招不靈了，“四人幫”另一招還管用。他們把北大、清華和上海的華東師大、複旦當作“窗口”，大搞特務活動，搜集情報。江青布置清華、北大、新華社、人民日報社直接給她送材料。她儼然以“黨中央主席”自居，凡是給中央的信件，都要送她過目，再作處理。正如汪東興所說，當時有三個中央辦公廳：一個是真正的，由汪主持的，另一個是米××的，再一個是清華大學。
“上書勸進”，是“四人幫”玩弄的又一個花招。他們首先利用毛澤東“夫人”的招牌，妄圖把江青推上黨中央主席的高位。遲群、謝靜宜等從9日12日起就盜用清華、北大兩校全體師生員工和革命家屬的名義，向江青寫“效忠信”，同時向各地打招呼，姚文元親自布置新華社給江青寫“效忠信”。於是“效忠信”“勸進表”，雪片般飛來。上海的餘黨一個個表忠，肉麻地說：“以戰士的身份”，要“統帥保重身體”，“指揮戰鬥”。有一個自稱“毛主席的共產黨員”卻完全違反毛澤東的本意，在“效忠信”中寫道：
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誌：
我以極其悲痛的心情，向黨中央寫這封信。我們這些小人物最擔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後，黨中央的領導權落到什麼人手裏？
我懇切地向黨中央建議：江青同誌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增加春橋同誌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軍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誌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
類似這樣的數不清的信件，說出了江青一夥的“心裏話”，使他們心頭發癢，陷入陶醉之中。
其實，“四人幫”的幫派體係要大樹特樹江青，已不是從今日始。為了政治需要，他們早就大造輿論，甚至篡改黨史、私自編造黨史，吹捧江青，為毛澤東傳位給夫人作準備。在他們編的所謂“黨史”中寫到江青有18處之多，並將這個偽造的“黨史”編成教材，在大中小學的學生中進行灌輸，流毒甚廣。為了編寫這部“黨史”，掩蓋江青的醜惡曆史，曾經製造多少冤假錯案，有多少人為之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僅在上海市公安局，因工作接觸到江青30年代的曆史問題，被定為敵我矛盾抓起來的幹警就達1700人之多，被整死和自殺的66人。上海音樂學院部分師生，由於揭了江青、張春橋30年代的醜史，就被指責為“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大本營”，全院700多人，受審查的有110多人，被逼死逼瘋的25人。還有一起著名的“抄家案”：經過江青和葉群一手密謀，30年代曾與江青有過交往的鄭君裏、趙丹、孫維世、王瑩、顧而已以至唐納的摯友夏其言等人，多次被抄家，將搜出的“材料”送到北京，付之一炬。有的人因此而鋃鐺入獄，橫遭殺身之禍。連30年代曾經照顧過江青生活的保姆“阿桂”（秦桂貞）也不能幸免。她被騙到北京，橫加罪名，關押達七年之久……
而所有這一切罪惡，隻不過為了給江青偽造一段曆史，為她登上“女皇”寶座掃清道路。有這樣一樁怪事：以“紅都女皇”自居的江青曾在釣魚台的十七號樓召集七名政治局委員，作過這樣的“自我介紹”：“我生長在一個貧農家庭，以後到濟南的學校旁聽，參加革命工作。30年代到上海搞文藝工作，和魯迅站在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