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番“爭奪戰”，江青隻好交回文件，說這是一次“誤會”，但又提出一個條件：要華國鋒看後正式批轉給王洪文、張春橋傳閱。她寫了一張條子給華國鋒，提出了這個要求，華國鋒沒有理她，把文件扣下了。
結果，送回的文件已被江青改得一塌糊塗。她同外國人談話記錄中美化自己、攻擊別人的語言文字被大段刪除；另一份談話記錄則是經過偽造的。其中竟說1974年毛澤東要楊得誌、王六生“幫助葉群”等等，而葉群三年前早已摔死在溫都爾汗，豈不是鬼話連篇！
最狡猾的人也是最愚蠢的。江青一夥原打算將文件騙到手經過密謀篡改，妄圖借毛澤東之手，來整軍隊領導幹部。江青就是想借那兩份篡改的談話整李德生、許世友、韓先楚等同誌。後來被迫退回文件，又慌了手腳，以假亂真，竟將1974年毛澤東談話的日期改為“1976年”，更荒唐的是江青竟在這份“記錄稿”上加了注釋，還簽了大名。真是欲蓋彌彰。
關於這場“文件大戰”的始末，張玉鳳秘書曾經作過如下揭露：
江青陰謀盜騙毛主席手稿和文件。主席逝世後，江青一反常態，每天到毛主席住處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跡。我覺得不妥，這不合組織手續。主席逝世後中央還沒有決定文件怎麼辦，我不好隨便給，沒給她，我推說原稿不在我這兒。江青、毛遠新看在我這弄不到文件，就給我安上個“偷文件”的罪名，要對我采取“緊急措施”，進行迫害。以達到他們盜騙文件的目地（的）。追悼會後，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緊。我很為難。江青走後，我立即通過電話報告了汪東興同誌。請示怎麼辦，並請他來。東興同誌來後，我報告了江青要文件的事，和江青、毛遠新以要看一下的名義騙取了毛主席和楊得誌、王六生同誌的兩次談話記錄稿。汪主任指示，要追回這兩份文件。並向我傳達了政治局已經研究，準備封存文件。
這正是江青陰謀盜騙毛澤東手稿和文件的有力罪證。
9月21日這一天
“四人幫”發動的奪權“戰爭”並不隻在一處進行。
在所謂“政治局常委會”上進行“文件大戰”的同時，他們在保護毛澤東遺體方麵，繼續出難題，設置障礙。9月19日晚，確定轉移毛澤東主席遺體。原來江青、毛遠新說要參加，可是後來他們聽說保存遺體在時間和技術上都有問題，竟製造借口說，既然不讓他們保管文件，保存主席遺體活動也不參加了。為什麼對“文件”是那樣熱心，而對“遺體”又如此冷淡？這不值得深思嗎？
無獨有偶，就在9月21日，封存文件這一天，王洪文竟轉移“戰場”，悄悄返回上海。他以黨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大力督辦“第二武裝”的同時，又大造輿論，到處散布說：“保護主席遺體是不容易的。在這個問題上，江青、春橋和我對有些人的疏忽很有意見。”他說的“有些人”就指的是華國鋒等人。當人們關心地問怎麼辦時，他把責任全推到“中央”頭上，說：“下一步，你們聽中央的統一安排吧！”並以此為借口，要接受處理遺體的單位拖延時間，以便一旦遺體處理不當而影響保存時，就將反毛澤東的罪名加在華國鋒等領導人的頭上。這是從上海戰場射來的一枝毒箭，又可謂“一箭雙雕”了。
毛澤東逝世後，連日來，“四人幫”的步步進逼，特別是在封存文件和處理遺體等問題上無理糾纏，連連發難，弄得華國鋒寢食不安，他深切感到“四人幫”的反黨氣焰越來越凶，不能一再忍讓，是該進行反擊的時候了。
這位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認真考慮葉劍英的意見，反複思索如何對付“四人幫”的策略。
是的，應當多到老同誌那裏走一走。那段時間裏，華國鋒和政治局不少同誌都進行了接觸，進行過醞釀，他主動找過一些老同誌交換意見。葉劍英、鄧穎超、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等人都向他提出過一些建議，醞釀治國安邦的大計。
李先念當時雖然仍掛著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的頭銜，但也隻剩下一頂好聽的空頭“桂冠”，時而在醫院，時而在家裏“休息”了。他有病，原來想到外邊去治病，華國鋒勸說：“你留下吧，希望老同誌在鬥爭中能多作些參謀，多想些辦法。”他聽從華總理的意見，留下來了。
俗話說，無巧不成書。這種“巧”多半是說書人編出來的。而這裏說的確實是真事。曆史確有這種巧合。
就在華國鋒找李先念的幾乎同一時間，聶榮臻元帥找來楊成武，要他傳話給葉帥。聶老總自從毛澤東主席病重以後，就從西山遷回城裏居住。下山之前，他與葉帥依依告別，互相約好，有什麼消息要多通報，多聯係。他以一個政治戰略家的眼光，時刻關注著中國政局的變化，越來越感到“那幾個東西”折騰得要翻天了。這一天，他把總參代總長楊成武特意請到家裏，麵授機宜。
楊成武，這位出生福建長汀農村、閩西紅軍的老戰士，中國著名的現代軍事家，抗日戰爭爆發後長期在聶老總領導下戰鬥，是率部擊斃日軍“名將之花”阿部規秀中將的著名將領。建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北京軍區和總部工作。不僅對聶老總有著特殊的感情，跟葉劍英和其他幾位元帥也保持著密切的聯係。毛澤東逝世後，他仍然擔任著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代總長，因為工作關係，常住在西山，與聶、葉兩位老帥接近的更多，更密切。聶帥下山之後，很自然地成了兩位老帥的“聯絡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