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即最後作出粉碎“四人幫”決策和行動方案的，隻有葉、華、汪三人。對於這一曆史真相，到目前為止，國內外有關的史論以及“傳記”“紀實”“報告文學”等作品中流傳著種種不同說法。概括起來，不外兩種：一是“政治局會議決定論”，認為在采取措施前，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如高皋、嚴家其在其所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就寫道：“在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人商量研究出基本對策的基礎上，十月五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人在總參所在地西山，召開了除‘四人幫’以外的政治局會議。與會者一致同意采取果斷措施，把王、張、江、姚抓起來。並決定具體計劃由汪東興執行。”嚴家其這位一向標榜“民主、科學”的“民主鬥士”，一向吹噓“治學嚴謹”的學者，不知他的根據出自何處？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至今還有人說，不但開過政治局會議，而且有記錄可查。可惜，迄今為止，尚未發現黨中央正式文獻裏記載此事，也未發現會議記錄。二是“少數中央領導決定論”，這少數人，有說是5人的，即由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陳錫聯、汪東興等5人參加的高級秘密會議討論決定，這5人又有指名，有不指名的，如有一本“紀實”說，“五位政治局委員”，在中央軍委“作戰室”討論，“持續了三個多小時”，“遲遲下不了決心”，最後由葉帥拍板。惟獨不提華國鋒的名字！有說是四人決定的，如香港的一家雜誌就說：“葉、李、華三人經過商量決定采取斷然措施”，“汪東興到來以後，四個人繼續商議直到東方既白，整個計劃才定了下來。”有說是3人決定的，這3個人又不一樣，一說是葉劍英、華國鋒、李先念；一說是3位元帥，一說是華國鋒、李先念，還有其他的什麼人一起討論定下來再通知葉帥執行；另外，還有說是一人決定的，即由華國鋒單獨決定，沒有經過醞釀和商議，臨時通知葉劍英去辦，等等。這些說法，在黨中央正式文獻和有關的中央領導人的談話、回憶文章中找不到根據。
至於葉劍英與華國鋒、汪東興這三個關鍵人物是如何商議並形成最後粉碎“四人幫”的戰略決策和行動方案的呢？已出版的其他有關著作中記敘的又不盡相同。為了進一步弄清史實，有提出來再加以探討和商榷的必要。如有的說，10月4日汪東興提出行動方案，與華國鋒商量，華反對告訴葉劍英。這是因為華包庇吳德，貶低葉帥，抬高自己，優柔寡斷、瞻前顧後，但又說華國鋒第二天晚上和汪東興一起帶著擬定好的行動方案秘密地上了玉泉山……這裏前後自相矛盾，有三個問題值得商榷：第一，解決“四人幫”的行動方案的形成和製定，排除葉帥是絕對不可能的。要除掉權勢深重的“四人幫”及其龐大的黨羽，沒有國防部長葉劍英和他所統帥的強大解放軍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第二，事實上，華、汪在這個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上，都與葉帥通氣的。正如汪東興回憶所說：“當時（10月5日前）葉帥親自到中南海我家來過兩次（據汪後來說，不止兩次），他還找華國鋒同誌商量。”華國鋒也證實這一點。他於1977年3月22日的《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說：“葉副主席同‘四人幫’鬥爭是很堅決的。他找到我那兒，和我商量，他說，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在那段時間裏，我和政治局不少同誌都進行了接觸，進行過醞釀。”華國鋒一直講：葉帥一生光明磊落，襟懷坦蕩，高風亮節，一心一意鼎力相助。他很敬重葉帥，關係很好，親密無間。他在下決心解決“四人幫”問題的鬥爭中，得到了葉帥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同誌的堅決支持。第三，10月5日晚上，華國鋒、汪東興秘密上玉泉山一事，直到現在，查無實據。據核實，正好相反，這一天葉帥離開玉泉山親自找華、汪商議動手的（這一點本書後麵要詳細敘述）。當時的緊急情況，已不允許他們三個人集會了。還有的說9月的一天下午，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在中南海“南船塢”攜手聯盟，開會密談，然後開小艇送華、葉到對岸，雲雲，這也是無實據，無有其事的。
還有一點需要澄清，有的說，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之後，華國鋒、汪東興兩人進餐，華要汪主動多找葉帥聯係，而汪似有“難言之隱”，覺得這些年葉帥一直對他有些看法。
這也與事實相悖。據作者了解，葉劍英與汪東興之間的關係比較好，葉帥頗器重汪，汪對葉帥也很敬重，何來“難言之隱”！
天下怪事天天出。想不到還有更離奇的。台北有家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一本住在美國的中國人寫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該書標明原著李誌綏，作者竟說，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前三個月，汪東興就把想除掉江青的計劃透露給他，並說已得到華國鋒認可，雲雲。這純係子虛烏有。且不說，3個月前（即1976年7月），毛澤東還在世，連汪東興本人也無從知道這個計劃，即使知道也不會泄露，因為汪一再強調“這是一步險棋，要絕對保密”。事實上，汪東興過去談及“文化大革命”情況時，從未涉及該回憶錄所談的內容（連其名字也未提到）。不久前，汪東興等已在海外某家報刊發表聲明辟謠，澄清是非，揭穿謊言。一位署名辛聞笈的作者寫了一篇《曆史的鐵證粉碎捏造的謊言――答為李誌綏傳謠的隱名人士》文章，於1995年10月19日發表在紐約《僑報》上。該文開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