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有關部門接到胡耀邦的批示後，十分重視，馬上解決好孫敬修老人生活上的困難，老人在元旦這天，高高興興地搬進新居。老人感慨萬分地對人說：“舊社會，我是個窮教書匠，無地位、無歡樂。今天，胡耀邦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親自過問我在生活上的一點困難，令我敬佩。我相信共產黨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一定會成功，因為她真正是為人民謀福利的政黨。”
1984年初，《中國日報》社一位中年知識分子給黨中央寫信，反映他長期申請入黨，但因社會上存在的對知識分子的種種偏見而無人過問。胡耀邦同誌讀到這封信後，馬上提筆批示：“請中組部組織局向有關單位詢問。入黨問題你局要考查點典型，加以指導。”
中組部組織局的同誌帶著胡耀邦的批示多次到《中國日報》社了解情況，幫助這裏做好了組織工作。同時，根據這個事例，中組部總結了發展知識分子入黨的工作經驗，幫助一批又一批優秀知識分子跨進了黨組織大門。
胡耀邦始終恪守一個堅定不變的信條；“為人民辦實事、謀福利，是共產黨人的起碼準則。”
1984年，由於少數單位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上海幾名落實政策的對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曆史遺留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他們有人到北京上訪20天，找了8個單位，無一處受理，令幾人失望而歸。
在近乎絕望中，他們致書胡耀邦。胡耀邦同情幾位同誌的境遇，更憤恨官僚主義害人。他在信的旁邊寫了一段批評：“6年以來，我幾乎每個禮拜都收到要求落實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報。為什麼推一下，動一下，不推就不動？這幾個人的問題，我主張有專人負責，查一個就解決一個，使官僚主義無法推脫。”
1984年10月，20多封農民兄弟的來信放到了胡耀邦案頭。這些河北地地道道的農民對胡耀邦說道：“我們通過勤勞致富，但是有喜悅，也有苦惱。農村交通跟不上，路不好，車不行，我們想自己修路、買汽車……”
他又在來信上批示：“安全可以！”於是，從此民辦交通開始發展起來。
隻要是下情，胡耀邦都要過問，海外華僑給他寫信，他做了批示。
1984年10月，旅居日本的韓洪烈給胡耀邦寫信，反映家庭的不幸：“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父親被“四人幫”打成反革命，遣送農村管製勞動，年幼的弟弟韓仲元因此失去上學的機會，走上了犯罪道路而被判刑。釋放後，韓仲元沒有工作，一家三口人生活十分困難，韓洪烈希望胡耀邦能給予關心，讓有關部門給弟弟安排一份適當的工作。
這隻是一封極為普通的海外來信，而胡耀邦卻認真對待，他寫了批示讓中辦信訪局的同誌到韓仲元所在的錦州市了解一下，妥善處理這件事。
11月初，中辦信訪局的同誌來到錦州，傳達了胡耀邦的批示，與錦州市的領導同誌決定為韓仲元安排工作。韓仲元得到了工作，並且聽說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親自過問，感激得痛哭流涕，拉住中辦信訪局同誌的手說：“請轉告胡總書記，我一定重新做人，老老實實工作，不辜負黨的關懷！”
胡耀邦的一個批示又落實了，他很高興，讚揚中辦信訪局同誌工作做得好。在中辦信訪局送呈的落實報告上寫道：“我是希望各部門直接辦事辦案的。一切部門，第一要如實反映情況，第二要親自解決問題，沒有第一條，我們這些人可能變成瞎子聾子，但如果沒有第二條，我們這些人還是‘無兵司令’，受製於人。黨內不幹事和幹壞事的人永遠會有。如果我們事事都照轉，壞人就要鑽這個空子，欺負我們不辦事而更加胡作非為。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每個星期辦成一件事，一年就辦成了50多件事，100個單位每年就能辦成近6000件事。這樣，正氣就會吹遍全國各個角落，壞人就會大大收斂和減少，風氣就會大大好轉。”
胡耀邦從他到中組部上班沒幾天，就問中組部過去管“右派摘帽子”工作的同誌：“全國到底有多少右派？”
“除了先後五批摘掉帽子的，現在還有10萬多人。”
“一定要狠抓平反工作。在今天這樣的形勢下，再不能通過我們的手去製造冤假錯案。”胡耀邦神情嚴肅地說。
1978年春天，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牽頭，中組部，中宣部、民政部配合的專為解決“右派”問題的會議在山東煙台召開。胡耀邦沒有親自參加會議，而是讓中組部副部長楊士傑和陳文煒同誌帶去了他的意見。
會上，楊士傑的發言振聾發聵。他說：“‘右派分子’大多是學有所長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知識不但是我們黨的財富，更是全社會的財富。耀邦同誌多次強調，對他們改正和摘帽後的安置，不能單純地隻就其生活問題就地安置，而應當通過妥善安置，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
當時絕大多數人還習慣於“句句是真理”，加上“兩個凡是”的思想還在盛行。所以，與會的聽了楊士傑的發言立刻炸了鍋，有人當時就對楊士傑及中組部展開批評。
胡耀邦聽取楊士傑和陳文煒的彙報和書麵材料後，吩咐他倆直接給中央寫報告，陳述為“右派”平反的必要性、迫切性。3個月後，中央同意了在北京民族飯店舉行第二次專門會議，研究“右派”改正問題。
論戰仍然存在。有人主張：過去的是是非非已經過去了，沒有必要再一一清賬了。現在給他們統統摘帽子，當做自己人看待，就很夠可以的了。
也有人不無擔心地說：“如果幾十萬‘右派’都改過來，全黨不就亂了套了嗎？”
“一點不錯！”有人接過話頭說：“不管怎樣，每個地方、每個部門，總得留下一些‘樣板’，不能都改了！”
而代表中組部、代表胡耀邦意見的楊士傑則堅持平反，他手裏抖動一疊厚厚的文字材料說：“黨的曆史上也曾經為一些冤假錯案平過反、糾過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強了團結，促進了事業的發展，還未聽說過‘亂了套’！”
最後，五部門的五人小組成員：統戰部長烏蘭夫、公安部長趙蒼璧、中宣部長張平化、民政部長程子華，一致表示：讚成楊士傑的意見。於是，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義，向中央報擬了《貫徹中央關於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以55號文件向全黨轉發。
消息傳出，全國人心大振。在胡耀邦的策劃指揮下，《人民日報》、新華社大造輿論，大規模的為“右派”改正工作在全國各地展開了。據統計，全國公職人員被改正的“右派”達552877人，占1957年國家幹部總人數的5.8%。
第二節 自由化思潮乘虛而入耀邦政治生涯畫句號
就在胡耀邦費盡心思欲找出一個最佳方法時，事態擴大了。胡耀邦的心髒於7點53分不再跳動了。
自由化思潮乘機而入
1986年的秋冬，是個多事之際。
9月的中國，秋爽如期降臨，而人們盛夏裏的那種熾熱情感似乎沒像往年那樣隨夏而去。
中國女排在第十屆世界女子錦標賽上，又一次奪得冠軍，創造了五連冠的世界奇跡。消息傳來，人們以一種超常的興奮來歡呼勝利。除了燃放鞭炮，在許多大學校園裏，臉盆、飯缸、桌麵被用作宣泄情感的工具；在馬路、街道上，年輕人用手拍打停在一邊的汽車還發出陣陣吼叫。
許多老年人驚愕地望著這一切，他們不禁有些擔心，膨脹的情感終究是不正常的，那怕是為了一件偉大的事而發。
國慶節臨近，喜慶氣氛尤為濃厚，其緣由還得歸之於女排的輝煌戰績。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日之際收到一份非同凡響的禮物，人們把“女排”與“國慶”聯在一起是有道理的。
國慶之後，劉伯承、葉劍英兩大元帥相繼離世，這不能不說是中國革命史上的重大損失。中南海內，元帥的戰友們都沉浸在無比的悲痛之中，喪禮極其隆重。遺憾的是，天安門前的半旗並沒給一些人的心靈帶來多大震顫，一件與哀悼毫無關係而且對中國的命運險些造成影響的事件正在醞釀而起。
鄧小平辦公室裏寂靜無聲，屋子的主人沒如往常那樣坐在辦公桌前，而是半靠在牆角的沙發上，他的心情似乎不太好，一口接一口地猛抽著煙。
他在想剛故去的兩位戰友，想到他們過去對自己的幫助和保護，想到現在少了兩位可說心裏話的老夥伴，他又想到了最近看的幾份報告，知識分子中有些人有不正常的反應，而且越來越明顯，似乎要出事。他煩躁地動了動身子，抬起手正要抽煙，卻發現煙已滅了，便側身又點了一支，吸了一大口。
秘書進來了，是送報紙的。他放下報紙後，遞給鄧小平一份材料，說：“這是方勵之昨天的一個談話，我抄了一份給您送來。”鄧小平接過材料，正要看，秘書又提醒到：“這些報紙上還登有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人的文章，還有中宣部的講話。”鄧小平頓了一下，點點頭說：“放在這兒吧，我就看。”
秘書出去了，鄧小平沒看報紙，索性連手上的那份手抄材料也擱下來了。他站起來，走到窗邊，隔著玻璃朝外看，其實他什麼也沒看進去，他在思索：
方勵之到底想幹什麼？他身為共產黨員，卻要和黨的領導對著幹，有意見可以向組織提，為什麼要煽動不諳世事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