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毛澤東不是神而是人”
西方輿論認為，自從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以後，隨著“四人幫”的垮台和鄧小平的複出，中國的政治局勢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化。特別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和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確立，表明中共的所謂“非毛化”色彩日趨濃厚。外電對中國“非毛化”的評論含有太多的臆想成分和複雜的政治因素，大可不必認真計較，不過，正確解答這個問題卻又是無法回避的嚴峻現實。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指出：“毛澤東是人不是神”，旗幟鮮明地表明了“非神化”的立場，並就黨史上的一些重大是非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從而在黨內引起強烈反響。1979年1月4日，陳雲在中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開幕會上發表講話，對鄧小平關於毛澤東曆史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表示讚同。他說：要求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是不可能的，是空想。這不符合辯證唯物論，也不符合毛澤東同誌本人的意見。“文革”時期，開會就是翻語錄本，“萬壽無疆”還要喊三次，什麼早請示晚彙報，打電話要先念語錄。就連葉劍英、華國鋒這樣的中央副主席也見不到毛澤東，這是黨內極不正常的狀態。在這個問題上，有些人是幫了倒忙的，幫倒忙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謹慎。
胡耀邦也是“非神化”的支持者。
在1979年初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他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偉大意義，他說：這個問題的重新提出，的確打中了林彪、“四人幫”那個反科學的思想體係的要害，推進了對林彪、“四人幫”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總清算。同時，也深深觸動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態度問題。真理標準的討論在思想理論戰線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有的人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以及支持這種觀點的言論，是“丟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大帽子很嚇人。1978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對這場理論討論擺出了許多情況，提出了不少問題，對一些同誌提出了不少批評意見。但問題尚未完全解決。
在談到關於毛澤東的評價時，他說：毛澤東同誌的一生，特別是60年代以後，他的思想，他對待問題，有許多事情，我們還不宜匆匆忙忙做判斷，匆忙判斷往往容易吃虧。在這個問題上，要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現的修正主義傾向。
領袖是人不是神。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話雖如此，但是，正確指出並堅決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鄧小平提出“撥亂反正”，就是要“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誌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很明顯，撥亂，是糾正錯誤，反正則是繼承。但這決不是全盤推翻曆史，也決不能否定已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東西。
在理論務虛會期間，對毛澤東晚年錯誤的議論很多，有的言論十分尖刻；更有甚者，放肆攻擊誹謗毛澤東，詆毀毛澤東思想。一些非法組織和所謂的“民主鬥士”乘機煽風點火，反動標語、傳單、大字報和地下刊物也相當猖獗。一時間，“非毛化”的喧鬧甚囂塵上。
3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評了所謂“非毛化”的論調，明確指出中國決不搞“非毛化”，而是搞“非神化”。
3月30日，鄧小平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旗幟鮮明地重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作為立國之本，“四項基本原則”為共和國擎起一片藍天。
鄧小平莊嚴地宣告：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後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這個講話在一年之後成為鄧小平主持製定《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重要出發點。
在中國，沒有人比毛澤東同鄧小平的關係更富有傳奇色彩。鄧小平政治生涯中的三次起落，都與毛澤東有著直接的聯係。特別是最後兩次起落，濃縮了共和國幾十年的風雨曆程，鄧小平在政治上所遭到的挫折，主要是由於毛澤東的錯誤，鄧小平受的完全是誣枉之災。但是，他對毛澤東公正求實的科學評價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堅定立場，充分表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遠見卓識和博大胸懷。
鄧小平看得很清楚：毛澤東同誌的事業和思想，都不隻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鬥爭經驗的結晶。
曆史是人民創造的，但是這絲毫不排斥人民對於傑出的個人的尊敬；而尊敬，當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當做神。
“心底無私天地寬”，鄧小平在第三次複出時就曾經說過：坦率地說，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有私心雜念。這是我一種交心的話。
曆史選擇了鄧小平。
秀才胡喬木執筆寫講話
1979年10月1日，是共和國30華誕的紀念日。古人雲：三十而立。抓住這個時機，認真總結新中國成立30年來的曆史經驗，無疑是一件極富政治意義的事情。
從當年6月起，中共中央就決定，今年建國30周年國慶，由葉劍英作一個重要的講話。鄧小平很看重這個講話，他要求講話要有一些新的內容，要能講出一個新的水平。兩個“新”字頗有難度。
由誰來執筆呢？
胡喬木！
這位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一枝筆”，從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擔任毛澤東秘書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前後長達25年，寫下了大量影響中國曆史進程的文獻。
他根據毛澤東講話記錄整理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協助毛澤東編輯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等書；
在毛澤東、黨中央指導下，他對起草《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一曆史性文獻起了重要作用；
他為延安《解放日報》寫了幾十篇社論。其中1949年新華社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是他在毛澤東指導下起草的；
他參加起草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共八大文件，參加編輯《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他的專著《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影響也很大。這本書5萬多字，一個星期完成，真是成竹在胸，一揮而就。
對胡喬木這枝筆，毛澤東十分讚賞。特別是由胡喬木起草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毛澤東曾多次出言稱讚。由他起草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收入《毛選》第三卷，堪稱絕無僅有。
毛澤東認為，胡喬木的思索多於陳伯達，理論高於田家英。有一段時間，甚至對他寫的詩詞也格外偏愛，親筆改了又改，“終日把玩推敲”，江青對此極為不悅。在1966年7月的一次會上，江青當麵斥責胡喬木說：你的詩詞主席費的心血太多，簡直是主席的再創作。以後不許再送詩詞給主席，幹擾他的工作！
也許正是因為胡喬木的這枝筆為毛澤東所厚愛，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怎麼“動”他。盡管他也被江青一夥羅織了許多“錯誤”，但比起那些挨整挨鬥的人來說，他的境遇要好得多。
1975年6月，胡喬木出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主任。這項任命與鄧小平複出有關。曾任總書記的鄧小平對胡喬木的手筆亦十分了解和讚賞，稱胡喬木是“黨內第一枝筆”，起用胡喬木來做思想和理論的整頓當然是十分合適的人選。
當時，胡耀邦起草的《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鄧力群起草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和國家計委起草的《工業二十條》是鄧小平大刀闊斧進行整頓的三個綱領性文件。胡喬木不僅主持修改《彙報提綱》和《工業二十條》，而且提出籌辦《思想戰線》雜誌，擬在創刊號上推出鄧力群的《論總綱》。
後來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這三個文件被打為“三株大毒草”。胡喬木作為鄧小平“參謀班子中的理論家”，遭到“半點名”式的批判。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胡喬木被增補為中央委員。由他起草的三中全會公報這一曆史性文獻，如今已載入史冊。會後，胡喬木出任中央副秘書長兼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在實現曆史性轉折的新時期，胡喬大再度成為“中共中央大手筆”。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胡喬木於7月上旬約了幾個人來研究怎樣起草葉劍英的國慶講話。以後又組成了一個15人的起草小組來做這項工作。
8月12日，胡喬木牽頭的起草小組拿出了第一次草稿。中央決定，先召集中央各部門負責人來討論，同時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省軍區征求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