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次，林彪反革命集團。
粉碎“四人幫”之初，又把反對江青反革命集團稱作第十一次路線鬥爭。
這種做法，顯然不利於分清是非，不利於客觀公正地評價曆史。並且使“路線鬥爭”成了“上綱上線”的依據和“上掛下聯”的工具，鬧得人人自危，談“線”色變。
要把黨的曆史，特別是建國以來黨的曆史澄清，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恰如其分地評價曆史人物，科學地總結曆史經驗教訓，就必須撥亂反正，以黨的決議的形式作出正確的結論。
在葉劍英發表國慶講話之後，起草《曆史決議》的工作也進入準備階段。
從11月起，這項工作在鄧小平主持下開始啟動。起草小組負責人自然非胡喬木莫屬。30多年前他起草了《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而今，他又受命主筆撰寫那個決議的“續篇”。起草小組成員有20多人，他們首先從資料工作入手，查閱各種文獻資料，召開一係列座談會，為起草《決議》進行準備。
寫建國以來黨的曆史，不可回避地要寫十年“文化大革命”，寫“文化大革命”，不可回避地要涉及到劉少奇。然而在當時，劉少奇尚未正式宣布平反。所以起草小組在劉少奇冤案平反之前亦是難以下筆的。這個問題，此前在胡喬木主持起草國慶講話時就已出現，原先打算在講話稿中對黨內外一些重要的先烈、已故的領袖人物提出名單，以表示對他們的懷念。胡喬木等人認為這個名單不能不涉及到劉少奇，如果名單沒有劉少奇，肯定是不合理的。鑒於劉少奇的問題尚未平反，加上其他一些具體困難，隻好改變了羅列一個名單的打算，隻提四個人的名字：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加上孫中山。但現在是寫建國以來的黨史，所以正式動筆起草《決議》，隻能是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以後的事情。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為劉少奇徹底平反的決定，並且批準了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等人的辭職請求，從而為起草《曆史決議》創造了有利條件。
3月，起草工作正式開始。一項關係撥亂反正、繼往開來大局的重大工程進入了具體運作階段。
起草《決議》不同於寫一般的黨內文件，“慎之又慎”，須臾不可掉以輕心。況且涉及到的都是一些重大、敏感的政治問題，難題之多、難度之大亦不難想見。
1980年3月15日，胡喬木作為起草小組負責人，就起草《決議》中遇到的兩個難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一個是為什麼發生‘文化大革命’。說‘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不難，但是必須答複為什麼發生這個錯誤的問題。不答複這個問題，決議就失去價值。一個鄭重的馬列主義政黨，就得對這個問題有個科學的分析。”
“另一個是，毛澤東思想的實質是什麼。我們講堅持毛澤東思想，是講堅持什麼。”“這個問題在這個文件中一定要答複。不答複這個問題，堅持毛澤東思想這個口號就沒有力量。”
胡喬木認為：之所以發生“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錯誤，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對階級鬥爭的認識和估計犯了錯誤。與此相聯係的，是把政治的作用估計到不適當的程度，說政治統帥一切。
從國際方麵看，反霸權主義鬥爭是正確的，但是，範圍也擴大化了，表現在“九評”中。
國內的因素還有一個，即國家民主化進程的中斷。在黨內生活方麵，毛澤東同誌個人的威信過分突出。國家本身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落後，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接下來，胡喬木強調指出：“在文化、教育、知識分子（主要是文化）等方麵長期以來的偏向，對‘文化大革命’的準備，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這些，《海瑞罷官》的批判不會搞得起來。在全國範圍內，由黨中央親自發動批一個劇本，搞得規模那樣大，這在國際上是沒有先例的。這也受到斯大林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由日丹諾夫出麵，批了好些作品，但是都沒有像中國那樣搞成大運動。解放以來，批《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風。到60年代，文藝上批《李慧娘》《謝瑤環》，哲學上批對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的異議，批‘合二而一’等等，應該說是不正常的。如果當做一種學術文化上的爭論，這不成問題。就是當做普遍的黨內的思想爭論也可以。問題是這種批判帶有特殊的政治色彩，簡直使人民不知道黨的工作中心究竟在哪裏。‘文化大革命’是同這樣一些特殊的趨勢分不開的。非這樣辦不可，而且全黨都非這樣辦不可。《清宮秘史》的批判沒有能開展，所以到‘文化大革命’來補課。在這個背景下，為什麼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會成為這麼大的鬥爭的導火線，就容易了解了。”
胡喬木對文化戰線的過火批判是深有感觸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出過一本由紅衛兵編寫的《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同誌與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鬥爭大事記》，這本“大事記”就有多處提到江青與胡喬木的鬥爭。
胡喬木從1948年起就任中宣部副部長，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其間還兼任過新華社社長和總編輯、《人民日報》社社長、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署長等職，他不僅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而且也是宣傳戰線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他在這個“容易犯錯誤”的部門擔任要職，自然免不了惹上麻煩。
那個後來被“文化大革命”揪住不放的《海瑞罷官》，就與胡喬木有“密切聯係”。據吳晗自己所說：寫海瑞是喬木同誌約我寫的，說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應該寫。就這樣，胡喬木便成了《海瑞罷官》的“黑後台”，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是在劫難逃了。
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胡喬木不知為黨中央和毛澤東起草、整理、修改了多少文章和文件，他對毛澤東的了解以及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也是相當深刻的。
因此，他在談到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時說：毛澤東思想需要先從理論上講。比方說，可以從《實踐論》的貢獻講起。一篇《實踐論》實際上不僅僅是毛澤東同誌個人的一篇文章，而是自覺地有係統地開創了黨的思想傳統。我們現在還在講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事求是等等，就表明了這個事實。
群眾路線，也可以當做一個理論問題來考察。
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這裏首先就有革命與建設的關係問題。現在國外還有些同情“文化大革命”，對它表示惋惜的人，其中有一個因素，就是認為“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繼續保持了革命的勢頭，革命的勁頭。這個問題需要比較深入的分析。
起草小組來到玉泉山
為了保證《決議》起草工作的順利進行，胡喬木帶領起草小組的成員來到了遠離市區的玉泉山。
玉泉山是北京西山東麓的一支山脈。山上翠峰嵯峨，楓林茂密，泉水清冽，是一處聞名遐邇的風景勝地。早在12世紀初，金章宗完顏時代就在山頂上修建了一座芙蓉殿。元、明兩朝又在此建造了昭化寺、華嚴寺。清朝又修建了澄心園。1692年改名為靜明園，精心雕鑿了許多樓台廊閣，成為數百年來中國最負盛名的皇家園林之一。
玉泉山風景如畫，曾引得無數文人騷客為它詠詩作賦。當年，風流倜儻的乾隆皇帝遊此山，也禁不住驚歎稱奇，揮毫寫下“天下第一泉”的禦書和“玉泉趵突”的詩。詩曰：“玉泉昔日此垂虹，史筆誰真感慨中，不改千秋翻趵突，幾曾百丈落雲空……”胡喬木吟讀此詩，不覺又添了幾分凝重。
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進行的。但對整個《決議》起草把關定調的核心人物，是鄧小平。
3月中旬，起草小組拿出初步提綱，送鄧小平審閱。鄧小平看過之後眉頭一皺，覺得這個提綱鋪得太寬，有些重大問題需要明確。3月19日，他在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的談話中，開宗明義地提出了起草《決議》的中心思想。
鄧小平的三個“最字”作為著眼點
要避免敘述性的寫法，要寫得集中一些。對重要問題要加以論斷，論斷性的語言要多些，當然要準確。鄧小平一開口就抓住了根本，說中心意思應該是三條：
第一，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同誌平反的決定傳達下去以後，一部分人中間思想相當混亂。有的反對給劉少奇同誌平反，認為這樣做違反毛澤東思想；有的則認為，既然給劉少奇平反，就說明毛澤東思想錯了。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對的。必須澄清這些混亂思想。
第二，對建國30年來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誌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
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還是過去的話，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後，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一致，曆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