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個大國。”西哈努克說，“不過，在我接觸的國家中，中國是最沒有大國沙文主義傾向的。周恩來曾經同我討論過這類問題。我感覺到，共產黨政府深知，亞洲和其他小國對於它們應享有的尊嚴和聯合國關於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原則能否落實，特別敏感。在對待國賓的禮儀安排上的不平等和歧視現象，構成了這方麵的大部分幻想破滅的基礎。我們亞洲國家認為，西方國家的確存在這種作法，這是誰也不可否認的。”
“這就是亞洲和西方人的區別之一。”西哈努克的一位顧問說，“對我們亞洲人來說，對自己的榮譽問題比對金錢問題重視得多。要是重物質的西方人真能了解這一點的話，他們準會大吃一驚。”
西哈努克對他顧問的話很欣賞地點點頭，說：“我認真把中國領導人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作過比較，我發現，中國領導人在譴責帝國主義方麵是從不留一點情麵的。但是，她從來沒有幹涉過我們的中立政策。在給我們援助的時候，他們從來不是那種咄咄逼人的樣子，從來不說：獨立嗎當然可以，但必須是‘紅色的’獨立，中立必須是‘左派的’中立。他們不光對我們，對整個東南亞都是這樣。我在同毛澤東和周恩來會麵的時候，他們從來不對我進行說教，更沒有訓斥、警告，或者給以什麼‘友好忠告’之類的東西。”西哈努克望著他身邊的這些同事、朋友和秘書們，顯得有些激動。“中國人從來沒有給過我什麼壓力。如果我就某一個具體問題征求他們的意見，他們總是在發表意見的時候，先聲明說‘當我們遇到類似的問題時，我們是這樣解決的……不過，中國是中國，柬埔寨是柬埔寨，我們的方法對你們不一定能適用’。一想起這些，我就覺得，我堅持來北京是正確的，而且，中國這幾天的態度也表明他們是堅決支持我們的，把範文同也專程從河內請到了北京。至少可以看出，中國人在支持我們下一步的鬥爭方麵，是可以信賴的。”
但是，無論是西哈努克還是其他人，都注意到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中國以從不幹涉別國的內政而著稱於世。自1949年毛澤東的新中國成立以來，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人在北京建立過流亡政府或抵抗政府。他西哈努克雖然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朋友，但是，事關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和外交形象問題，中國是否會同意他西哈努克在北京領導一個這樣的政府呢？再一點，反對朗諾？施裏瑪達的鬥爭決不是一天兩天可以勝利的，這就是說，他的這個抵抗政府，將可能在北京活動好些年。這是否能為中國人所接受？
無論是西哈努克還是他的朋友們，心裏都有一種說不出口的擔憂。
這種擔憂通過中國外交部的人員，轉達給了周恩來。
就在這時候，一則出自北京的謠言又回到了北京。
合眾國際社3月28日在金邊發出消息，報道柬“國民議會”議員鄭璜告訴記者，說前柬埔寨駐中國大使瓦朗丹在給金邊政變當局的一份報告中提到：中國外交部有人曾對瓦朗丹說：“西哈努克親王住在中國使中國‘感到為難’。”
這是離間中國與親王關係的巨大謊言。3月30日，新華社記者為了澄清事實會見了這位前駐北京大使，瓦朗丹對這段話矢口否認。
“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前大使連連申辯，“從來沒有。中國外交部也從來沒有對我說過這種話。”瓦朗丹當即表示要“辟謠”。
新華社記者對瓦朗丹說：中國一向尊重西哈努克和他執政期間奉行的政策，從來都是按國家元首規格來接待親王，毫無“感到為難”之處。
瓦朗丹對之表示同意。“你們中國政府把西哈努克當作國家元首和貴賓來接待，我們是知道的。‘感到為難’的說法，毫無根據。”
一個挑撥中國與西哈努克關係的謠言，很快得到了澄清。
這時候的周恩來，一麵緊張地根據毛澤東的意圖，掌握“文化大革命”的動向，竭盡全力，挽中國這幢大廈於危亡之中；另一方麵，作為一個大國的首腦和老資格的外交家，他以敏銳的目光，注視著世界風雲的變幻。
當他從外交部同誌那裏得知，西哈努克決定將抵抗政府的中心設在北京，而親王又擔心中國會拒絕的消息時，將手中的鉛筆扔到桌上，微微笑了。
“西哈努克同我們打了多年交道，他對我們應該是了解的。”周恩來說，“不過，就現在他的處境而言，有這種擔心是一件自然的事，這也提醒我們，在接待和禮遇方麵，要做得更加一絲不苟，千萬不能出差錯，傷害了別人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