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我在濟南勞改隊，那時才交代了曆史問題，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張又怕將來露了底，落個知情不舉。揭了他又怕他不承認（我把複興社給我的原信件當時燒了，手中無證據）反而弄成誣陷革命人員，罪上加罪，所以我隻寫我知張、張不知我，等待將來再說吧，這是那時的想法。
趙福成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就在趙福成接到秦啟榮密令後一個星期，瘦骨嶙峋的“狄克”便翩然而至，住進了這位濟南市警察局長的家中。彼此心照不宣。“狄克”獨進獨出，麵孔總是那麼刻板，嘴巴總是閉得那麼緊。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胡彰武作如下的交代：
一九三七年七月我經秦啟榮介紹在濟南參加國民黨特務組織複興社，充當機要交通員，經常為複興社傳送機要文件。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間，秦啟榮在指揮巷十八號會客室，交給我兩封密信，叫我給柏俊生送去。一封是給柏俊生的；另一封是叫柏俊生轉給趙君弼（注：趙福成）的。秦啟榮考慮到柏俊生文化低，怕他看不明白，還叫我囑咐他：把他的人都留在濟南，參加日偽工作，把留下人的名單，填好年月日，聽候命令。我將這兩封信都交給了柏俊生。柏將給趙的那封信收下後說：“我交給君弼吧！”然後，柏將秦啟榮給他的那封信拆開看，這時，我就把秦囑咐的那些話說了一遍，柏答：“噢，知道了。”關於秦啟榮給趙君弼的那封信，是什麼內容，我不知道。
胡彰武（原名胡憲文）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趙正平也口述了證明材料《秦啟榮要我給趙君弼傳信的情況》：
一九三七年秋天，日寇侵入濟南前，我為秦啟榮轉過一封信給君弼。信上寫的什麼我不知道。是趙君弼來我家時，我把這封信交給他的。
趙正平口述（章）
柏良整理（章）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濟南危在旦夕。趙君弼也在收拾細軟，準備逃命。這時，才從張春橋的牙縫中，擠出幾句話：“趙局長，我要去延安。”
趙君弼先是一怔，隨即明白了，說道：“你去吧，我得留在這邊幹。”
張春橋道：“我到延安去看看。如果幹得好，就在那邊幹下去。如果幹不好，我就回來找你。”
幾天之後，張春橋在大雪紛揚之中，收拾好行裝。
“你穿得太單薄了。”對於這位同鄉同事張君之少爺，趙君弼格外照顧。一邊說著，一邊脫下身上的棉大衣，披在張春橋身上。
“趙局長，太謝謝了！”張春橋感激涕零。
“你走後，還有什麼事要我辦？”趙君弼問道。
“趙局長，我走之後，拜托您多多關照我的父親。”張春橋說畢，穿上略嫌肥大的棉大衣，在風雪交加之中走出了趙家。
張春橋走後，趙君弼果真對張春橋之父張開益給予關照，提拔他當上了警察局的庶務主任。
一路風雪彌漫，張春橋的足跡迅即被大雪覆蓋。
就在這時，有人在山東單縣見到了張春橋。
此人名叫湯靜逸。一九八七年十月，九十五歲的湯靜逸先生，在上海向筆者講述了半個世紀前的往事：
“我當時是國民黨政府江蘇省徐州專員兼總指揮。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帶部隊進入山東，來到單縣。單縣的縣長叫朱世勤。見麵時，有一瘦瘦的青年在側，看上去像個大煙鬼似的。朱世勤向我們介紹說，那青年是他的新來的秘書，並誇獎青年‘小有才幹’。我記得很清楚，朱世勤告訴我，青年名叫張春橋。張春橋對我連連點頭哈腰……
“解放後，當張春橋的名字出現在上海的報紙上，我起初以為是同名同姓的人。後來看到報上登的照片，認出來就是那個‘小有才幹’的張春橋。我感到奇怪。我、秦啟榮、朱世勤都是複興社的。這個張春橋怎麼會鑽進了共產黨？……”
張春橋隻在單縣作短暫的勾留，過南京，抵武漢。他借助於郭沫若那“政治部第三廳”裏一個熟人的介紹，打通了前往延安的路……
踏上延安那片紅色的熱土才幾天，張春橋的胸前便掛起了一枚“中國紅軍創立十年紀念”的紅星章。雖說是他向一位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員借來的，一借就不還了。這枚紅星章，仿佛成了“狄克”的護身符。
這個“紅皮蘿卜”，終於混入了紅色的洪流。到達延安才兩個月，他的“延安通訊”便寫開來了：
會場是緊張活潑。……延水高聲地唱著歌向東流……
“歡迎陝公（引者注：即陝北公學）唱歌！”“歡迎黨校唱歌”！
一陣陣的歌聲，高昂的像延水的激流一樣的歌聲，輪流地從抗大、陝公、魯迅藝術學院……的隊列中發出來，清涼山嘉嶺的山穀間響著回音。
“歡迎丁玲同誌唱歌！”
丁玲同誌剛回來，大家一定要她唱。她站在那裏，唱了一個“老鄉上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