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中心靜安寺，矗立著一幢典雅的西班牙式九層大樓。那是德國人海格在一九二五年籌資建造的，最初取名為“海格公寓”。上海解放後，這兒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辦公樓，人稱“海格大樓”。大樓裏的一百零四套客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各部、組的辦公室。直到一九七七年，這座大樓才改為賓館，即今日的靜安賓館。
一輛“伏爾加”牌轎車駛入海格大樓院內。從車上下來的，便是那位“大鼻子”柯慶施。與他一起下車的，乃是張春橋。
經過一番摸底，柯慶施終於走馬上任。
張春橋緊隨柯慶施左右，他的身份是柯慶施的“政治秘書”。
一九五五年，五十三歲的柯慶施以“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的身份，出現在《解放日報》的報道上。
上海這個地方，無風三尺浪，有風三丈浪。柯慶施剛剛走馬上任，震動全國的“潘（漢年）揚（帆）事件”便發生了；緊接著，“反胡風”運動開始，上海又是運動的重點；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上海再度成為全國的重點……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風浪之中，柯慶施一次又一次忠實執行了極左路線。
張春橋的升遷，確實借助於柯慶施這把梯子。不過，柯慶施畢竟與張春橋有著很大的區別：柯慶施雖“左”，但在一九六五年便去世，沒有卷入“文革”，更沒有參與“四人幫”那些罪惡活動。他實際上不過是“左”的路線的忠實的執行者。正因為這樣，如今人們提及柯慶施，雖有微詞，但並沒有視他為張春橋的“幫”中同夥。
柯慶施的座右銘是四句話：
堅定的革命意誌；
頑強的戰鬥精神；
火熱的階級感情；
嚴格的科學態度。
他平日是個神情嚴肅的人，性格有點急躁。他手下的幹部，差不多都曾挨過他的批評。不過，也有例外，那就是他從未批評過張春橋。
雖說柯慶施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論革命資曆是很深的，但是他與毛澤東的關係一般。柯慶施博得毛澤東的好感，那是在一九五六年，柯慶施主持上海工作不久的時候……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長篇講話。這次著名講話，後來被整理成文章，就是那篇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論十大關係》。柯慶施非常用心地研究了毛澤東的講話，特別是其中的第二段《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注意到毛澤東對沿海工業的新觀點：
“過去朝鮮還在打仗，國際形勢還很緊張，不能不影響我們對沿海工業的看法。現在，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估計短時期內打不起來，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這樣，如果還不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設備能力和技術力量，那就不對了。……認為原子彈已經在我們頭上，幾秒鍾就要掉下來，這種形勢估計是不合乎事實的，由此而對沿海工業采取消極態度是不對的。”
柯慶施領會了毛澤東的意圖，在上海加以貫徹。“政治秘書”張春橋又立即領會了柯慶施的意圖，在為柯慶施起草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報告時，把毛澤東的那一段話，作為主旋律。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柯慶施步上講台，作了長長的報告，題為《調動一切力量，積極發揮上海工業的作用，為加速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而鬥爭》，提出把“充分地利用上海工業潛力，合理地發展上海工業生產”作為上海工業的新方針。
柯慶施不客氣地批評了“前屆市委”：“在方針政策方麵……對上海的工業方針，由於對上海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研究不夠，把一些暫時的、局部的困難擴大化，因而在實際工作中，對上海工業從發展方麵打算少，維持方麵考慮多，這顯然是不妥當的。”
所謂“前屆市委”，當然是指以陳毅為首的原中共上海市委。“這顯然是不妥的”，不言而喻在批評陳毅。
毛澤東正在杭州。事先，他曾派秘書田家英前往上海，取來了柯慶施的報告。毛澤東主席看畢，大加讚賞，說了幾句誇獎柯慶施的話。
於是，柯慶施聲譽鵲起，從此在上海站穩了腳跟。因為毛澤東主席表揚他在上海實行了正確的方針。
柯慶施呢？也從中深切領會：緊跟毛澤東，無往而不勝！
從此，柯慶施特別留神毛澤東主席的言論，特別是毛澤東主席在各種會議上講的，沒有見諸報紙的“最新指示”，他總是不斷往本子上記，揣測著毛澤東主席那深邃的思想大海中正在翻騰著什麼樣的波浪。
柯慶施深刻地影響了張春橋。從此，張春橋把來自柯慶施那裏的毛澤東主席的動向，當做自己行動的指針。
九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柯慶施當選為中央委員。
張春橋呢？在一九五六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市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