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的預感一點也沒有錯。
康生飛回北京。四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康生傳達了毛澤東主席在上海發布的“最高指示”。於是，書記處決定向全黨下達一個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
康生要他手下的筆杆子——當時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王力，起草了通知。
通知草稿急送毛澤東主席。主席看畢，覺得內容太簡單了，便以領袖的高度說道：“通知不應是技術性的，而應當是理論性的。”也就是說，通知不隻是告知全黨撤銷《二月提綱》，而是應當在通知中從理論的角度批判《二月提綱》。
毛澤東指定由陳伯達另外起草一個通知。
陳伯達覺得獨力難以承擔重任。於是，經主席同意，成立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組”，陳伯達為組長，成員有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這時，三十五歲的姚文元，雖然寫了批《海瑞罷官》的大塊文章，但是尚未跨人中央，所以，成員之中沒有他的份。
這個“中央文件起草小組”起草的通知，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發往全黨，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如今，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這一天，已被曆史學家們認定是中國“文革”正式開始的日子。人們常說的“十年浩劫”，具體地說，就是從這一天算起，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為止。
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從五月四日開到二十日。會議決定，撤銷“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隸屬於中央政治局黨委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亦即“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以那個“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為基礎，增加了姚文元等人。因此“中央文件起草小組”成了“中央文革”的前身。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正式宣告“中央文革”成立，組長為陳伯達，顧問為康生。
八月二日，中共中央補發通知，宣布“中央文革”成員如下：
組長 陳伯達
顧問 陶鑄、康生
副組長 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
組員 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不久，又宣布增加四名組員：郭影秋（代表華北局）；鄭季翹（代表東北局）、楊植霖（代表西北局）和劉文珍（代表西南局）。
這樣，“中央文革”由十八人組成。對於張春橋來說，他從“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的組員，進而成為“中央文革”副組長，確立了他在中共中央的地位，跨出了從上海進入中央的重要的一步。雖說副組長有四個，張春橋名列其末，但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得以列席政治局會議，張春橋這個“副組長”的地位就日顯重要了。特別是隨著“文革”的深入，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陶鑄、王任重被打倒了，劉誌堅、謝鏜忠、尹達被揪出了，“中央文革”的陣營改變了：
組長 陳伯達
顧問 康生
副組長 江青、張春橋
組員 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
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王、關被捕；一九六八年初，戚又入獄。陳伯達則常稱“生病”。於是，“中央文革”幾乎成了江、張、姚的天下。
曆史真會開玩笑。那麼一個“小組”，那麼一個“副小組長”，使“狄克”變成令中國億萬人民蒙受十年苦難的災星！
§§第五章 策劃“一月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