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蓬、蓬、蓬、蓬、蓬……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深夜，上海街頭忽地冒出一支支騎著摩托車的奇兵。車上的人物，幾乎都穿軍裝，但是沒有領章、帽徽，肩上佩著紅色袖章，上麵印著毛澤東手跡“紅衛兵”三個大字，還印著一行小字：“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這個樣式的袖章的紅衛兵，在《解放日報》事件中已為上海人所熟悉，一望而知是“紅革會”。
在上海的紅衛兵之中，全市性的組織有四個：“紅上司”、“紅三司”、“炮司”和“紅革會”。其中，“紅革會”的名聲最大，力量最強。它的核心，是複旦大學的紅衛兵。
那天夜裏，興國招待所的電話不斷，令人吃驚的消息不斷傳人張春橋耳中：
“紅革會襲擊中共中央華東局！”
“紅革會襲擊中共上海市委！”
“紅革會襲擊上海市人民政府！”
……
像一陣狂風，“紅革會”的年輕人們在一夜之間，奪走了上海黨政機關的二十三顆大印！
大抵是受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故事片《奪印》的影響，這些“嘴上沒毛”的年輕人以為“奪權就是奪印，奪印就是奪權”。眼看上海的大權就要落到張、姚手中，便來了個先下手為強，發動突然襲擊，奪走二十三顆木頭疙瘩。“紅革會”的年輕人們已經發覺，那兩位“小學生”不是來“學習”，而是來上海奪權，況且年輕人們靈敏的耳朵，已經風聞張春橋的曆史有問題、老婆文靜是叛徒、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是叛徒……“紅革會”毅然決定。先下手為強！
二十三顆大印在手。這些從未見識過大印的年輕人們，以為上海“奪權”宣告成功。於是，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大街小巷，貼滿“紅革會”的《奪權通告》。
“哼！”當《奪權通告》迅速被人送到興國招待所，從張春橋的鼻孔裏發出了響亮的一聲。
他依然躲在幕後，隻給徐景賢掛了電話。
徐景賢緊急約見“紅革會”頭頭。
從徐景賢嘴裏，講出了張春橋的話。那聲音，是傲慢的；那口氣，是教訓人的：
“奪權，沒有春橋同誌、文元同誌點頭，行嗎？”
“春橋同誌已經關照《文彙報》、《解放日報》，不登你們的《奪權通告》。他還關照全市各造反派組織，不要支持‘紅革會’的奪權。
“你們還是早一點把那些大印交出來。要不，我們會對你們采取革命行動！……”
在那“革命”的年代，最厲害的要算是“革命行動”。“紅革會”的頭頭們清楚地知道，徐景賢所說的“革命行動”意味著什麼。
徐景賢的話，深深地激怒了“紅革會”的年輕人。
一月二十六日，“紅革會”舉行常委擴大會，一致通過決議：先幹掉“徐老三”，再幹掉“張老大”、“姚老二”！
蓬、蓬、蓬、蓬、蓬、蓬……
一月二十七日夜，上海街頭又響起“紅革會”的摩托車聲。
紅衛兵們駛過上海淮海中路，魚貫而人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徐景賢約好“紅革會”的頭頭，在那裏再一次舉行談判。
梳著光亮的小分頭，徐景賢笑迎“紅衛兵小將”，以為這一回他們會拱手交出二十三顆大印。萬萬想不到，幾個身強力壯的“小將”，不由分說，連拖帶拉，把徐景賢塞進了一輛吉普車。
於是，浩浩蕩蕩的車隊，出現在子夜時分的上海街頭：吉普車前有摩托車開路，後有摩托車壓陣，左、右有摩托車護送……
“什麼！徐景賢被抓到複旦大學去了？”從電話耳機中傳出張春橋驚慌失措的聲音。
“紅革會”這一拳頭，打到了張春橋的痛處：徐景賢知道張、姚的底細，萬一在紅衛兵的皮鞭、棒棍之下說了出來，那就不好收拾了……
“徐海濤嗎？你馬上出動部隊，到複旦大學，把徐景賢給我搶回來！”張春橋一邊打電話，一邊狠狠地拍了一下台子，徐海濤在電話耳機裏都聽到了。
徐海濤，上海警備區的一個師政委，隻因效忠於張春橋，成了心腹。後來，此人竟依仗張春橋之勢，成為總政保衛部副部長。
冷僻的上海東北郊，在一月二十八日淩晨又響起一陣蓬蓬聲。綠色的車流湧入複旦大學的校門。
這一回的車隊井然有序，十八輛帶船形坐艙的草綠色的摩托車上，都坐著三名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摩托車隊之後，是一輛越野指揮車。指揮車後麵，跟著兩輛軍用大卡，站滿解放軍戰士。好家夥，張春橋一個電話，調來了四個摩托排，一個步兵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