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張春橋剛剛說了一句“紅衛兵小將們，你們好”！“紅革會”的頭頭們已從剛才突如其來驚訝狀態中複原，有人高聲地打斷了張春橋的話，爭得了會議的主動權：“打開《毛主席語錄》，十三頁，第二段，最高指示——”
頓時，大廳裏響起一片背誦聲，因為這段“最高指示”紅衛兵們差不多都已背得滾瓜爛熟：“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麵，他就是革命派；什麼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麵，他就是反革命派……”
一聽念這段“最高指示”，張春橋馬上意識到這下子要麻煩了。那時候，無論是誰，在發言之前，隻要念幾段毛主席語錄，誠如樂曲的前奏，一聽念什麼樣的“最高指示”，就可以大致猜出下麵的發言是什麼樣的傾向。
果真，語錄念畢，就有人直呼“張春橋”，而不是用那種親切又尊敬的“春橋同誌”，大聲質問：“張春橋，今天淩晨，派解放軍到複旦大學鎮壓學生運動的，是誰？”
張春橋的臉，由紅轉黃，由黃轉灰，由灰轉白。紅衛兵們像排炮似的，向他發出一個又一個炮彈：
“你說，舊上海市委是修正主義的，你也是舊上海市委的領導幹部，你難道不是修正主義的？”
“你說，《海瑞罷官》是大毒草。上海上演《海瑞上疏》，你沒有責任？”
“你為什麼鎮壓‘紅革會’？”
……
張春橋冷冷地從嘴巴裏擠出一句話：“紅衛兵小將們，你們要提高警惕，不要被陳丕顯、曹荻秋所利用……”
這下子，像火上加油，鑼裏加鈸，紅衛兵們更加氣憤了。於是，有人不客氣地揭他們的老底了：
“張春橋，你的臭老婆是什麼貨色？”
“姚文元，姚蓮子是什麼貨色？”
……
沒想到，張春橋的“高姿態”，卻為紅衛兵們鬥他提供了絕好機會——他竟與姚文元一起，坐著轎車，送上門來供紅衛兵批鬥。用一句中國的俗話來說，是他們自己“撞到槍口上去了”！
從晚上七點，一直鬥到淩晨一點。整整六個小時！紅衛兵們抽走了他們的椅子，叫張春橋和姚文元站在那裏，叫他們低頭認罪。這兩個大“左派”，第一次嚐到了批鬥的滋味。雖然正值天寒地凍之際，張春橋一身冷汗，衣衫濕透。他們的秘書被紅衛兵看管起來，無法出去打電話，所以張、姚隻得聽憑紅衛兵批鬥，無人救駕。
直到淩晨一點，紅衛兵們要把張、姚押往複旦大學。張春橋、姚文元上了轎車，一溜煙，逃了！
這一天——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永遠留在上海人民的記憶之中。“一·二八”炮打張春橋，成為上海盡人皆知的笑談。
一月二十九日晚，複旦大學禮堂人聲鼎沸，“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在那裏隆重舉行。
大會結束之後，以“紅革會”為主的幾千名紅衛兵湧向上海街頭，連夜張貼海報。
海報上印著這樣的醒目句子：“一月三十日上午，舉行全市炮打張春橋大遊行。下午，在上海人民廣場舉行上海市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
張春橋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他使出了渾身解數。
二十九日淩晨，當他冷汗淋漓逃回興國招待所，疾步奔向電話機，掛通了長途電話，向江青呼救……
一個電話接著一個電話：
張春橋通知徐海濤，部隊處於戒備狀態，隨時準備上街鎮壓遊行隊伍。
張春橋通知王洪文，“工總司”必須緊急動員起來，粉碎“紅革會”的“陰謀”。
……
就在二十九日晚，“紅革會”忙著在複旦大學召開“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的時候，在衡山賓館，張春橋與王洪文秘密會見，策劃著明天的行動……
秘書把一份剛剛收到的特急電報交到張春橋手中。張春橋的目光飛速掠過電文，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臉色由白轉灰轉黃轉紅。
他拿起“HB”鉛筆，刷刷地在電報的天頭上寫下一行批示：
“印八開，二十萬份，立即出動宣傳車，廣為宣傳散發。”
當秘書拿著電文坐上轎車前往印刷廠的時候，張春橋在向王洪文口授“指示”：
“立即轉告全市人民：這一場鬥爭，不是一個小問題，也不是個人問題，而是關係到中央文革的正確領導能否貫徹的問題，關係到上海運動的大方向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