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張春橋來，康生更加刁滑。這位“中央文革”顧問，明知江青、張春橋的底細，卻一直到眼看著“四人幫”大勢已去，也來個牆倒眾人推。他生怕毛澤東批判“四人幫”，會涉及他這個“顧問”，於是打個“直線電話”，以便最後保全自己。
康生提到的知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觀瀾，在《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一書中《致王觀瀾》，曾有一注釋，如下：
“王觀瀾（一九〇——一九八二），浙江臨海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任《紅色中華》總編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長。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曆任中央農民委員會主任、陝甘寧邊區統戰委員會主任等職。一九四八年曾到蘇聯治病。”
王觀瀾在病中，毛澤東曾為之寫信安慰：“既來之，則安之……”這封信在“文革”中曾廣為流傳，成為慢性病者常常背誦的“最高指示”。
王觀瀾本人，其實與江青的接觸並不多。康生所以提及王觀瀾，乃因王觀瀾一九三七年底在延安與來自上海的徐明結婚，徐明深知江青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的情況。
徐明，即徐明清。因為當時延安中央黨校也有一個人叫徐明，王觀瀾為使妻子的名字區別於那個人，加了一個“清”字。此後，她便一直叫徐明清。
一九三三年，當時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晨更工學團的負責人，從事地下工作。這年七月，山東姑娘李雲鶴來到上海，化名張淑貞在晨更工學團當一名教師。這個張淑貞，當時還曾化名李雲古、李鶴，後來成為上海灘上的三流演員藍蘋，進入延安後改名江青。
藍蘋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從上海經濟南來到西安時，徐明清正在西安婦委工作。靠著徐明清的引見，藍蘋才受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接待，得以進入延安，得以認識毛澤東，得以成為“第一夫人”……
在西安，藍蘋曾向徐明清詳細談及自己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後，如何寫“自首書”出獄的……
確實，徐明清是深知江青曆史的關鍵性人物。康生知道這個人，也知道江青的曆史情況，一直守口如瓶。
至於吳仲超，乃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一九三六年四月，當張春橋參加吳誌成（即宋振鼎）組織的“中國共產黨上海預備黨員委員會”之後，是吳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找吳成誌談話，解散了那個非法組織。
康生對王觀瀾、吳仲超這樣重要的線索，都一清二楚，對江青、張春橋的底細也都了解。他向來是一個擅長摸別人“底牌”的人。他把這些“底牌”捏在手心中，並不急於甩出去。他是個精於投機的政治商人。直到“行情”最為有利時，他才甩出這些“底牌”。
這次“直線電話”，確實是“絕密的”，瞞過了江青和張春橋……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康生結束了他雲譎波詭的一生。他臨終前的這一著棋，既給毛澤東留下了“忠誠感”，而又因“絕密”未曾得罪於江青和張春橋。於是，中共中央為康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這個老滑頭，居然在死後騙得三頂金光璀璨的桂冠：一曰“無產階級革命家”，二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三曰“光榮的反修戰士”。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他這個“康老”還作為正麵形象出現在中國報刊。有人說，“康老”同“四人幫”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當“四人幫”還在台上時，就向主席報告了江青、張春橋是叛徒……
直至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二日，在為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舉行的追悼會上，胡耀邦在悼詞中替安子文冤案平反時，點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製造的冤案。這是康生在死後第一次遭到公開批判。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宣布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開除康生的黨籍，撤銷了康生追悼會悼詞，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寶山革命公墓。康生一生演出了一出出精彩的鬧劇，至此才在屏幕上推出個“終”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