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溪萍著手起草寫給中央的信。
他畢竟是上海市委派出的。他的三月四日的信，尚未見到複函。
他有點焦急，在三月十一日又給張春橋、楊西光寫了一信。在這封信中，他除了談z最近如何抑製鄧小平的意見之外，重申了他要給中央寫信的決心：
“在總結工作中，我提了一些意見，基本上都遭拒絕。我沒有再說什麼，以免形成頂牛，但，我想，應當向中央反映一下情況，否則會犯自由主義，不知可否，請速示。”
常溪萍在信末加了七個著重號，反映了他當時的心急如焚。
張春橋又拿起鉛筆，在“春”宇畫了一個圓圈。
上海市委書記處的書記們聚集在康平路會議室裏，研究常溪萍的兩次來信。
楊西光很詳細地寫及這一過程：
“常溪萍對北大運動有些意見，要向中央反映，我和張春橋都認為這是正當的，同意他這樣做。為了更慎重起見，我們還把常信的內容向市委書記處所有成員彙報了。在一次書記處辦公會議上，由陳丕顯同誌主持談了一下，都認為按照組織原則，常這樣做是可以的，不但可以寫信反映，也可以向有關組織口頭反映。在工作隊內部可提出問題是我和張春橋與他個別談話時也已告訴他。這樣，我就通知教衛部辦公室負責人邱敏珠同誌把市委的意見告訴常溪萍了。”
張春橋對於常溪萍給中央寫信一事，是非常清楚的，是同意、支持的。這是有著確鑿的人證、物證的。
常溪萍是一個組織觀念頗強的人。他在征得上海市委同意之後，找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萬裏談了自己的意見。萬裏的意見與他一致。他又找z當麵交換意見，談了自己的看法。Z與他如針尖對麥芒，怎麼也談不攏，沒有商量的餘地。
考慮再三，常溪萍終於在三月十七日，寫定致中央的信。考慮到中央是鄧小平分管北大社教工作，考慮到彭真是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考慮到陸定一是中宣部長、張子意是中宣部副部長（北大社教工作隊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雙重領導），常溪萍的信是這樣寫的：
“小平、彭真、定一並子意同誌：
“我向中央和宣傳部反映一個情況。
“Z在領導北大的社教運動中，采取了一係列的以中央書記處、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錯誤態度和做法……”
這裏提及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是一九六四年根據黨中央、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建立的，由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組成，彭真為組長，陸定一為副組長。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鋤）中，“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被撤銷，建立了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
常溪萍在信中批評了Z的一係列錯誤，肯定了北大陸平、彭佩雲、宋碩的意見——請注意，一年多以後的聶元梓等七人拋出的那張震驚全國的大字報，標題便是《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
三月十九日，常溪萍發出了這封觀點鮮明的信。
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約見常溪萍，他詳細地談了自己的意見。
這時，萬裏也向鄧小平反映了意見，與常溪萍的見解一致。
萬裏曾回憶道：
“我曾在中央書記處會後，將我召開北大係總支書記等幹部會的情況向鄧小平作了彙報，其中把Z的情況向鄧小平彙報了。鄧問我常溪萍怎樣？我曾向他介紹常是正派人。”
三月三十日，鄧小平在常溪萍的信上，作了重要批語：
我看z同誌在北大工作中，表現作風不正派，對二十三條是患得患失的、抵觸的，似乎要考慮換工作隊領導問題，否則就隻能換陸平等人的工作，再這樣頂牛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損失。
鄧卅
就在小平作了批示後不久，z被調換了工作，中央另外任命了一位同誌擔任廠北大社教工作領導。這樣，北大社教運動“左”的傾向得到廠糾正。
對於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隊七個多月的工作，萬裏曾寫下了這樣的印象：
“常溪萍是個好同誌，這個同誌在北大社教運動中表現得很好。”
“在北大社教期間，我跟小平同誌說過，z把北大社教運動搞得很不好。”
“常溪萍同誌寫信向中央反映z的問題是符合事實的，完全是正常的，常溪萍同誌信寫得很好。”
“聶元梓把陸平說成是壞人，而陸平是個好同誌，聶元梓才是混入黨內的壞人。”
“常溪萍同誌就是堅持黨的政策和革命路線……”
然而，也正是因為常溪萍“堅持黨的政策和革命路線”，正是因為常溪萍秉公直言，向鄧小平等如實反映了北大社教運動中“左”的錯誤，聶元梓把利箭對準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