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派們越來越起勁，還決定進京告狀。“二兵團”和“一兵團”、“三兵團”、“工三司”，組成“進京代表團”，到國務院接待站去告張春橋、王洪文、潘國平，告“工總司”。
王洪文處於政治危機中。“打倒王洪文”的呼聲，一天比一天高。
因王洪文的後台張、姚不在上海，王洪文不敢輕舉妄動。
一個星期後，張春橋和姚文元終於飛回上海。
張春橋說明了原委：毛澤東不讓《人民日報》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是因為“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中華人民共和國豈不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改變國號，外國的大使都作廢了，重新換大使，重新承認”。
張春橋標新立異，以為“上海人民公社”這個新名詞會博得毛澤東的讚賞。毛澤東的一頓批評，使張春橋隻好向毛澤東承認錯誤作檢討。
於是，《中共中央關於奪權鬥爭宣傳報道問題的通知》下達各省、市，不準再叫“人民公社”。毛澤東說：“革命委員會好！”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為各地的新政權，統一了名字――“革命委員會”。
張春橋和姚文元當然隻好照辦，把“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於是，2月24日，上海又一次百萬人集會，慶賀“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
《人民日報》終於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的消息。
張春橋又神氣起來，他在全市大會上洋洋得意地說：
“有人造謠說：因為上海沒有實行‘三結合’，所以毛主席才不批準。還有人說：‘因為紅革會’沒參加，所以《人民日報》沒有登，還有什麼往街上貼了七問、八問、十問等等。現在就請這些人把你們這些問題統統收回去算了，我們不過是改了一個名稱。上海的黨權、政權、財權、文權統統從舊市委、舊市人委手裏奪到了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手裏，這一事實是任何人改變不了的……”
《人民日報》在報道“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時，用了這樣的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張春橋、姚文元以及其他領導同誌出席了大會。”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站穩了腳跟，而王洪文也從政治危機中解脫出來。
毛澤東強調“三結合”，於是每個“革命委員會”的領導成員都要以“三結合”標準去衡量。“三結合”除了“革命幹部”、“軍隊”、“革命群眾”三者代表相結合外，還含有老、中、青“三結合”之意。
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中，張春橋是理所當然的“老”的革命幹部的代表，姚文元、徐景賢算“中”，而王洪文則既是“青”又是“革命群眾”。張春橋成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主任”，姚文元任“第一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賢均為“副主任”。
“副主任，也就是市委副書記、副市長！”王洪文得意地向他的嘍羅們解釋。
走上九大主席台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
在嘹亮的《東方紅》樂曲聲中，當毛澤東與他的“親密戰友”林彪步上主席台時，王洪文也登上了主席台！
在此之前，王洪文雖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但畢竟不是京官，從未在中央露過麵。
王洪文第一次走上主席台，開始他的高層政治生活。
主席台第一排正中坐的是毛澤東，他的左側坐著林彪，右側坐著周恩來。從林彪向左，依次是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
主席台的第二排左側，坐著王洪文。他離前排的毛澤東和林彪，僅僅相隔五六米。
王洪文的麵前放著白瓷杯，服務員不時來衝茶，但他卻很拘謹，不敢喝一口。他目不轉睛地望著毛澤東和林彪。
聽到林彪報告中的一段話，王洪文笑了：
“具有革命傳統的上海工人階級，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廣大革命群眾、革命幹部聯合起來，於1967年1月自下而上地奪了舊市委、舊市人委中走資派的權力。毛主席及時地總結了上海一月革命風暴的經驗，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
會議進行到半途的4月14日，王洪文終於在全國黨代表會上亮相。
在毛澤東、林彪講話後，依次在會上發言的是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黃永勝、王洪文、陳永貴、孫玉國、尉鳳英、紀登奎。
34歲的王洪文用標準的普通話流利地念著發言稿，毛澤東不時把目光投向這個模樣俊俏的年輕人。
這一次作大會發言，使王洪文成了中國工人階級的代表！
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團的鼎盛時期。
而江青集團也獲得很大勝利――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進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王洪文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顆“新星”。用當時的話說，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的新生力量”。
王洪文的名字，出現在中共中央委員的名單之中。
王洪文的“小兄弟”金祖敏，也成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張春橋用嫉妒的目光注視著他
對於王洪文來說，1972年9月7日，是一個曆史性的日子。
王洪文坐飛機離開上海，前往北京。隨行的惟有他的秘書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開中央委員會議？不像，因為徐景賢、王秀珍、馬天水都在上海。是出席別的什麼會議？也不像，因為去開會帶個小包就行了，這一次他帶著箱子。下了飛機，轎車直抵北京釣魚台9號樓。從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進了二樓的側樓。9號樓二樓，住著兩位“大人物”：一上樓梯，那裏住的是姚文元。往裏，則住著張春橋。從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張春橋、姚文元的鄰居。9號樓二樓，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一、二、三把手的大本營。
最初，就連王洪文自己也鬧不清楚調他進京幹什麼。當時，張春橋給他掛長途電話，說是來北京學習。學習什麼？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對那種晝夜顛倒的工作時間表，很不習慣。無奈，張春橋、姚文元是那樣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進行：每天不再是早上6點起床，而是下午三四點鍾起床。起來後，看看文件。吃過晚飯，出席各種會議。略事休息，從午夜起開始辦公，閱處文件。直到清晨，吃過早飯，拉上燈芯絨窗簾，遮住那明亮的陽光，開始睡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