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解放區分散，不能群龍無首；
（2）為了反擊蔣介石“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論調；
（3）為了抵製第三國際教條主義的指揮，強調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根據實際情況，當時毛澤東水平最高，貢獻最大，應該提毛澤東思想。八大不提，因為當時黨對搞社會主義建設還沒有經驗，方針、政策還有待於實踐檢驗，還不成為科學體係。因此，經當時中央政治局集體討論通過，毛澤東本人同意，八大黨章上隻寫“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沒有寫毛澤東思想為指針。毛澤東思想不是劉少奇個人砍掉的，而是黨中央集體的意誌。
所以，當為劉少奇平反時，有人提出非議，鄧小平立即嚴肅指出，“必須澄清這些混亂思想”。
當胡耀邦等人提到怎樣看待毛澤東多次強調過的中共黨內十次路線鬥爭時，鄧小平掰開指頭說：“過去常說十次路線鬥爭，現在應該怎麼看？彭德懷同誌那一次不能算了。劉少奇同誌這一次也不能算了。這就減去了兩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團。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誌、李立三同誌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羅章龍另立中央，分裂黨。張國燾是搞陰謀詭計的。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說了。”
鄧小平對黨的曆史了若指掌，尤其是對建國後黨的曆史更是洞若觀火，這使起草小組的秀才們受益匪淺。
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至於是不是叫路線鬥爭，還可以研究。鄧小平呷了一口茶繼續講道：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誌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到少奇同誌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誌。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誌在黨內的地位是曆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麵講，劉少奇同誌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曆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誌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誌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誌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崗想把少奇同誌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什麼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幹部。總之，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處理得也是正確的。但是，高崗究竟拿出了一條什麼路線？我看確實沒有什麼路線。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線鬥爭，也難說。你們再斟酌一下。
接著，胡喬木又問道：關於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黨內外議論很大，究竟該作何評論？1957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鄧小平很果斷地說：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統戰部寫了個報告給中央，提出錯劃的都要改正，沒有錯劃的不改正。但是，對於沒有錯劃的那幾個民主黨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們的結論中也要說幾句：在反右派鬥爭前，特別是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們曾經做過好事。對他們的家屬應該一視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顧。
總起來說，對曆史問題，還是要粗一點、概括一點，不要搞得太細。對有些同誌在有些問題上的錯誤意見，要硬著頭皮頂住。重要的問題要加以討論。要盡快搞出個稿子來。
鄧小平為曆史決議設框架
4月1日，鄧小平再次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
這次談話，鄧小平為曆史決議設計了一個框架。他說，可不可以考慮，先有個前言，回顧一下建國以前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段，話不要太多。然後，建國以來17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澤東思想一段，最後有個結語。
鄧小平再一次強調：決議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黨內黨外、國內國外都需要我們對這一問題加以論證，加以闡述，加以概括。
對建國以後毛澤東的功過是非也更為具體，鄧小平認為，總起來說，1957年以前，毛澤東同誌的領導是正確的，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1957年上半年，是在糾正“左”的錯誤。廬山會議前期還討論經濟工作。彭德懷同誌的信一發下來，就轉變風向了。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是正確的，作為政治局委員，向政治局主席寫信，也是正常的。盡管彭德懷同誌也有缺點，但對彭德懷同誌的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接著就是困難時期。1961年書記處主持搞工業七十條，還搞了一個工業問題的決定。當時毛澤東同誌對工業七十條很滿意，很讚賞。他說，我們終究搞出一些章法來了。在這之前，還搞了農業十二條，人民公社六十條。看起來，這時候毛澤東同誌還是認真糾正左傾錯誤的。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也是好的。可是到1962年七八月北戴河會議，又轉回去了，重提階級鬥爭，提得更高了。當然，毛澤東同誌在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中說，不要因為提階級鬥爭又幹擾經濟調整工作的進行。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會以後，他自己又去抓階級鬥爭，搞“四清”了。然後就是兩個文藝批示，江青那一套陸續出來了。到1964年底、1965年初討論“四清”，不僅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提出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總之，建國後17年這一段，有曲折，有錯誤，基本方麵還是對的。社會主義革命搞得好，轉入社會主義建設以後，毛澤東同誌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負責同誌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
此後，起草小組加緊了文件的起草工作。他們調閱了大量文獻資料，一次又一次地修改文件草稿，在一些問題上展開討論，有時甚至是爭論不已。決議的草稿到6月份就拿出來了。但這個草稿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第一個十年的成績估計得不夠，對毛病和錯誤寫得分量也比較重。
“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們還可能在黑暗中摸索”
鄧小平在看了決議草稿之後感到沒有體現原先的設想，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沒有寫好。因此提出這個草稿“不行，要重新來”“整個文件寫得太沉悶，不像一個決議。”
6月27日，鄧小平在同胡耀邦、趙紫陽、胡喬木、姚依林、鄧力群等人的談話中，指出了決議草稿為什麼不行：“我們一開始就說，要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現在這個稿子沒有很好體現原先的設想。”鄧小平的語氣很嚴肅：“1957年以前的幾部分，事實差不多，敘述的方法、次序，特別是語調，要重新斟酌、修改。要說清楚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同誌有哪些貢獻。他的思想還在發展中。我們要恢複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以至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些方麵，他都提供了一個基礎。要把這些思想充分地表達出來。這段時間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等，都要寫到。這都是我們今天要繼續堅持和發展的。要給人一個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毛澤東思想，指的是些什麼內容。”
對毛澤東“錯誤的東西要批評，但是要很恰當。單單講毛澤東同誌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製度問題”。
鄧小平在強調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要實事求是的同時，特別加了“恰當”“很恰當”幾個字。意即掌握評價的分寸，不能過分。我們現在的中央所堅持的一套，就是毛澤東思想。這中間還要批評“兩個凡是”的觀點。毛澤東同誌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問題也要講一講，也要講得恰當。
起草小組認真領會鄧小平這些講話精神，重新組織撰寫。
看得出，鄧小平對這個草稿並不滿意。按他的要求，起草小組還有大量工作要做。作為站在時代潮頭的曆史巨人，他把目光越過曆史的峰巒，苦苦地探尋著腳下的路……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這是曆史的回音。
“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們可能還在黑暗中摸索。”這是現實的結論。
空穀足音，彌遠彌深。
（摘自《再生中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前前後後》）
總結曆史，意義重大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黨在建國以後的曆史，總的說來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曆史。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是我國曆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決議》指出，新中國建立的時間不長，我們取得的成就隻是初步的。由於我們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的經驗不多，黨的領導對形勢的分析和對國情的認識有主觀主義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過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在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的錯誤，後來，又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嚴重錯誤。但是，32年來我們取得的成就還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