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馬上把這個情況轉告了陳雲和已複出的鄧小平等中央老同誌。幾位黨中央核心的老人意識到中組部被郭玉峰搞亂了，工作搞壞了。12月初，經過黨中央決定，把極左的郭玉峰調離中組部。
調走郭玉峰隻是為工作創造了一個較好的環境，葉劍英不無擔憂地說：“喊冤的人這麼多，到哪裏找一個斷案如神的包公呢？”
鄧小平最了解胡耀邦，馬上接上話：“我舉薦一個人，胡耀邦，最合適。”陳雲、李先念、鄧穎超等人一致同意。
當中央找胡耀邦談話，決定讓他出任中組部部長時，胡耀邦聽後馬上表態：“我願意當這個包公！”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來到中組部，與全體同誌見麵。
蒙冤者有了希望
12月15日早晨8點鍾，一向安靜得有些森嚴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喧鬧起來了。門庭前，一大群人個個手提鞭炮來到這裏。他們有一般的幹部、工人、知識分子，也有老幹部、老同誌，聶榮臻元帥的夫人張瑞華也趕來了，她買的鞭炮最多，十元多錢買了兩大串。他們就像天真的孩子似的，在門前地上爭著燃放起來。
他們是來歡迎胡耀邦的。胡耀邦與他的秘書梁金泉在歡迎的鞭炮聲中穿過人群，不停地與人們一一點頭招呼，矯健地登上了辦公大樓二樓。
胡耀邦把公文包放在自己辦公桌上，然後召開與全體幹部見麵會。胡耀邦說：“今天，我隻是向大家報個到，見見麵，中央黨校有些工作需要交代一下，過幾天來正式上班，和大家一道工作。”
他對組織工作講了很多。但是，留給人們印象最深的，是後來作為工作方向的一句話和兩個要求。
他說的一句話是：“積案如山，步履維艱。”這個山有多高，步履如何維艱，他是這樣說的：“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間的重大案件，諸如‘天安門事件’、‘六十一人案’、內蒙古‘內人黨’問題、東北的所謂‘叛徒集團’問題、新疆馬明方等同誌的所謂‘叛徒集團’問題、為劉少奇鳴冤叫屈和‘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惡毒攻擊林副統帥’而被殺頭的‘現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意有多少受害者，誰也說不清。‘文革’前的曆次政治運動……還有建國前囿於曆史環境和條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錯案，一直推到當年蘇區的冤案，等等，這叫‘案積如山’！”
他的大膽令中組部的部分人一下子接受不了，瞪著大眼睛觀察著胡耀邦的表情。胡耀邦為了表明他堅定的信心，把手一擺說，對於建國後和“文革”中每一項冤假錯案的清理和落實被冤屈同誌的政策，固然是黨的組織部門責無旁貸的首要任務，而對於建國前的曆史遺留問題，不管由於當時的曆史條件所限或戰爭環境的影響，還是受某些人的阻撓破壞而沒有解決或解決得不徹底的，我們組織部門也要把這些問題的徹底解決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他的話鋒一轉，說：“但是，阻力也很大，像郭玉峰這樣的極左人物黨內還有，各地都還有，我們每向前邁一步，其難度都好比攀登喜馬拉雅山，所以說‘步履維艱’！但是，我們大家要恢複黨的優良傳統，把黨的組織部門辦成‘黨員之家’、‘幹部之家’，掃除多年來組織部門‘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官衙門的惡習，使每一位來訪的黨員、幹部，不論黨齡長短、資曆深淺、職務高低，都能感到一視同仁的親切溫暖，無話不可談，無事不可求，把‘四人幫’的那股習習陰風一掃而光。”
這是他提出的第一個要求。接著，他說：“今後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誌來找我，我都要和他們見麵談話，請任何人不要阻攔；凡是信封上寫有‘胡耀邦’三個字的來信，都請及時送給我，如沒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誌不要主動代勞處理，更不能扣壓！”
在這次會議上，胡耀邦明確而緊迫地提出：從現在開始，由陳野蘋、賈素萍、倪書林、楊士傑、張策、章蘊、曾誌等幾位老同誌參加工作，成立一個老幹部接待組，認真接待好老同誌的來信來訪工作。
他指示說：“年老體弱走不動的，可以用車接來；患病在床來不了的，應該登門拜訪，到他家裏，到他的病床前，傾聽意見。”他在會上高聲呼籲：“要撥亂反正哪！隻有撥亂反正，我們的黨，我們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才有希望！”
胡耀邦說著激動地站起來，用手直敲桌子。他的心和千百萬受迫害人的心和全國人民的願望息息相通。參加會議的許多幹部，尤其是長期以來一直靠邊站的老同誌，激動地淌出了眼淚。多年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今天胡耀邦說出來了，他們的心裏感覺真痛快哪！
胡耀邦擔任中組部長，給冤獄的受害者帶來了希望。在他到任的第一個月裏，每天就有幾百人到中組部上訪，一個月下來信件達六麻袋。
在這些信件中，有的是受害者本人寫的，有的是他們的家屬子女寫的，每一封寫得都那麼殷切。
胡耀邦拍案而起
有一封來信引起了胡耀邦的特別注意。這是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205位幹部寫的聯名信。來信反映，對外文委已被撤銷，原屬1000多名幹部已有800多人被分插在有關各部，隻有他們這205位一直“沒人要”。所以，他們要求中組部能盡快解決他們的工作問題。信末署名有：副部級幹部5人，司局級幹部14人，處科級幹部86人，精通多國語言文字的科級以上幹部100人。夏衍、楚圖南、原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對外文委副主任陳忠經等一批名人也在其中。
胡耀邦看完來信，拍案而起，忿忿地說：“這簡真是瞎胡鬧！對夏衍、楚圖南、曹瑛、陳忠經等等這樣的老同誌，怎麼都誣稱他們為‘社會糟粕’呢？怎麼因為他們的‘家庭出身’和‘海外關係’之類的不由自主的客觀存在，就剝奪他們繼續為黨工作的權利呢？‘文革’十年強加給他們的種種磨難，難道不不夠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