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想剛故去的兩位戰友，想到他們過去對自己的幫助和保護，想到現在少了兩位可說心裏話的老夥伴，他又想到了最近看的幾份報告，知識分子中有些人有不正常的反應，而且越來越明顯，似乎要出事。他煩躁地動了動身子，抬起手正要抽煙，卻發現煙已滅了，便側身又點了一支，吸了一大口。
秘書進來了，是送報紙的。他放下報紙後，遞給鄧小平一份材料，說：“這是方勵之昨天的一個談話，我抄了一份給您送來。”鄧小平接過材料，正要看，秘書又提醒到：“這些報紙上還登有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人的文章，還有中宣部的講話。”鄧小平頓了一下，點點頭說：“放在這兒吧，我就看。”
秘書出去了，鄧小平沒看報紙，索性連手上的那份手抄材料也擱下來了。他站起來，走到窗邊，隔著玻璃朝外看，其實他什麼也沒看進去，他在思索：
方勵之到底想幹什麼？他身為共產黨員，卻要和黨的領導對著幹，有意見可以向組織提，為什麼要煽動不諳世事的學生？
方勵之是個天文學家，有才幹，我們也重用他了，讓他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學校雖在安徽，在我們看來，總是與北大、清華同等重要。為什麼他這個副校長不觀天文卻偏好政治，而且一肚子不滿呢？
方勵之的不滿主要是五點，一是說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二是說社會主義製度不好；三是說共產黨已經變質；四是說大學要獨立辦；五是說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好。他的思想與經常出國接受國外思想影響有關，可30年代，我們國家有大批留學生歸國，那時的留學生為什麼那麼愛國呢？
鄧小平回到沙發上坐下，他拿起了那份材料，上麵寫著，最近方勵之在科大發表演講，他問科大學生為什麼不動？為什麼看不到一點動作的跡象，他鼓動學生小小地動作動作，全國就會被帶動起來。
“啪！”鄧小平沒看完就把材料放在木茶幾上，他生氣了，一個共產黨員無組織到這種地步為什麼沒有人管，這分明是要鬧事，現在最重要的是穩定。他按鈴叫來了秘書，吩咐他說：“我這裏有一個批示，你讓中辦送給耀邦同誌，請他抓一抓。我們思想戰線上的渙散軟弱狀態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胡耀邦是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要他抓政治思想和局勢是情理中的事。
胡耀邦接到鄧小平的批示，同意他的意見。他也不讚成國家出現動亂局勢，對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講話中的很多觀點他是反對的，但怎麼處理這個問題呢？對方是一批有學識、有思想的高級知識分子，認識上的分歧隻有讓事實來證明對錯，而共產黨的曆史證明它是個正確的黨。
就在胡耀邦費盡心思欲找出一個最佳方法時，事態擴大了。
1986年12月4日晚，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終於被鼓動起來。
晚自習時間，教學大樓依然燈火輝煌，可走遍樓道和教室，幾乎見不到學生。校園裏，隻見一些學生騎著自行車來來去去，匆匆忙忙，臉上表情興奮而又緊張；再看學生宿舍，男女同學聚在一起正做著橫幅、標語，人多卻不吵鬧。
8點整，所有的學生擁向禮堂，宿舍區瞬間也安靜下來。他們要去聽方勵之的報告，其情緒激昂得像一堆一點就著的幹柴。果然，在方勵之對他們說“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來的”之後，他們再也坐不住了。
第二天，1000多名科大學生出現在合肥市街頭，他們排著隊，喊著口號，四處遊行。長江路上，幾百名警察排成隊，封鎖了道路，可學生們勇氣驚人，他們照直走過去，把警察推開，而警察怕傷著學生並沒有與學生發生爭執。遊行在繼續。
消息傳到上海，大學校園裏也開始騷動不安。標語、口號出現在校園裏，學生雖坐在教室，心卻不在書上，他們想思索出一個對策來，可方勵之不在上海，他們得不到答案。於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學生們把老校友、上海市市長江澤民請到學校辯論。
學生們不失禮貌地對江澤民的到來表示歡迎。之後，便用激烈的詞鋒與江澤民對起話來，江澤民自始至終麵帶微笑。回答了許多問題之後，他以長者的身份苦口婆心地勸導學生們不要遊行，不要鬧事。
學生在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以後，有的冷靜了下來，有的第二天還是上街遊行了。各高校都派出負責人上街勸說遊行的學生回校，市政府也派出一些領導同誌與學生談心。回校的學生越來越多，上海的風潮漸漸地平息了下來。
十二屆六中全會《決議》沒有得到很好貫徹
合肥、南京、上海鬧學潮的消息傳到了中南海，鄧小平非常吃驚，他暗暗歎息：果然出事了。他說的“出事”即指學潮也指社會上的壞人趁混亂之際調戲婦女、砸燒汽車。他早料到，改革開放的窗子一打開，西方精華和糟粕的東西會一起擁進來，汙染人們的思想。所以，他在1978年的時候就向全黨發出過警告。現在，事情還是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