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被我軍很快攻下了。這次戰役的成功，不僅對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有著很大的推動作用，而且為今後解放全中國的進程也有很大的作用。因為，這次解放天津，有很多可供解放其他大城市加以學習和借鑒的地方，被毛澤東稱之為“天津方式”。
天津解放一個多月之後，在西柏坡舉行的著名的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將下一步解決國民黨作戰部隊、解放全中國的戰鬥形式總結為平津戰役中解放天津、北平和綏遠三種，他說：
遼沈、淮海、平津三戰役以後，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已被消滅。國民黨的作戰部隊僅僅剩下一百多萬，分布在新疆到台灣的廣大地區內和漫長的戰線上。今後解決這一百多萬國民黨軍隊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綏遠三種。
按毛澤東的總結，“天津方式”的主要特點是“用戰鬥去解決敵人”。但是，如果再仔細一點就會看出，我軍之所以能順利地解放和接管天津這一座華北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其中有很多具體的步驟和經驗，可以供以後解放其他城市時吸取。正因為如此，才會成為一種供今後仿效的一種“天津方式”。
首先，在平津前線司令部的統一領導下，對於解放天津進行了多方麵的準備。天津解放之後，劉亞樓在《關於天津作戰經驗教訓的總結》中就明確說過，是進行了“政治、戰術、器材三方麵的準備工作”。這些準備工作，有些是有共性的，在每一次大的作戰任務之前，都必須進行的。但是，天津之戰與過去有些不同，因為天津是我國的大型工商業城市，情況比以往進攻的任何一個城市都要複雜，在政治方麵所做的不少準備工作也就是過去沒有過的，或是過去不多見的。而這些，卻正是今後必須十分重視的。例如：
天津城內居住有少數外國人，有外國的企業和房地產，還有租界。攻城部隊應當如何對待，就是過去從來未曾遇到過的。所以，在準備攻打天津之時的1月5日，劉亞樓特地在研究之後提出了三條意見，並經林彪和譚政報告中央軍委，待軍委批準之後再通知攻城部隊加以執行。這三條意見是：（一）敵人已加以設防並據以頑抗的街道、房屋，不管它過去是否租界，和不管這個房屋是中國人的或是外國人的，不管它插有哪個國家的旗子，都一律同樣加以進攻。（二）不能因為怕炮彈偶然落到外國人的房屋裏去，不敢向頑抗的敵人打炮。（三）敵人未加以設防和未據以抵抗的、掛有外國旗子的房屋，則不必進入，但有必要時，可派人在適當位置實行監視。
中央在研究之後，同意了劉亞樓提出的意見。但是，中央考慮得更多的是天津城中有大量的工廠，這些工廠應當盡可能保留下來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發揮作用。而敵人又在這些工廠中修了大量工事，作為防守的據點。為此，毛澤東在第二天就給林彪和譚政發來了以下回電：
（一）劉亞樓所提三條是正確的。
（二）我們所顧慮的是工廠區，如果敵人占據工廠頑抗，我軍必須殲滅該敵，即使工廠有所破壞也不要顧惜。但是如果天津其他區域的敵軍均已解決，僅剩下工廠區的敵軍而又有可能采取勸降方法解決，則應試圖采用勸降方法，以便減少破壞。
毛澤東在發出了上述的電報之後，感到還有盡可能保護學校的問題，因為天津市區內還有南開大學等一大批學校。所以，毛澤東又發了一個電報，專門交代了如何“減少對於學校的破壞程度”的問題。
正因為當時從中央到前線對如何既不影響作戰，又要注意保護工廠和學校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再加之城內地下黨也努力進行護廠護校，所以天津解放時，對於工廠和學校都做了盡可能的保護。
其次，部隊進入大城市之後，如何保持嚴明的紀律，是當時必須注意的又一個大問題。由於這時我軍在地方黨委和解放區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後勤的供應已經有了統一的解決方案，所以不能再以過去的一些老辦法由各部隊自行籌集糧食物資，必須有進入城市之後的新的紀律。為此，早在1月2日，林彪和譚政就對可能進入北平和天津的部隊作出了明確的紀律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