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晴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什麼是極其特殊方式退禮？”
“特殊方式就是非正常的方式。”彭長宜說道：“我沒有建廉潔賬戶，也沒有把這些東西充公上交。你不是有錢送禮嗎？那就送吧，你送多少，我就收多少，然後，一筆不拉地我都捐給了養老院，學校，包括單個資助貧困生。”
“哦？”舒晴感興趣地看著他。
彭長宜又說道：“當然，我不是以我彭長宜的名義捐助的，如果那樣的話，別人說我是沽名釣譽我是一點撤都沒有，我做得比較實在，我是以送禮人的名義捐助的，知情範圍隻有秘書和秘書長兩個人，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這樣，既保住了送禮人的麵子，也保住了我自己的清白。”
“這個辦法好，看來，如果想退禮，是怎麼都能退回去的，關鍵在於你是不是真心想退？”舒晴說道。
“有點道理，但不完全。”彭長宜說道：“不過首先聲明，我彭長宜這麼多年也不是絕對的一清二白，事實上別說我，就是任何人都做不到那麼一清二白，但最起碼這種時候的錢財我是一點都不敢沾的。我私下就跟個別人說過，我說，我很在乎這個小芝麻官，別看官不大，卻是我們家祖宗八輩的墳上冒青煙的結果，所以，我很珍惜這個烏紗帽，說白了就是有官癮，不想因為自己的私欲弄丟了它，我說還指著這頂烏紗帽過活呢，想把這個官當得長久一些。你今天給我送禮，我就認為你沒按好心，就是想買我這頂官帽子，對於愛官如命的我來說，這就跟要我命差不多，你說，對這樣的人送的禮，我能要嗎？不但不能要，還會把你當做仇敵。”
彭長宜說的很真誠，沒有半點的矯情和炫耀：“所以，話還是回到開頭我說的那層意思，假如當初我家屬打電話告訴我，我就會及時教給她怎麼做，就不會有後來那麼多‘熱心捐助’的好心人了。我家屬不告訴我的心思我也明白，肯定是舍不得退回去，再有，麵對這些送禮的人她也是估量不足。人家既然想送，就會想盡辦法讓你收下，就不會把禮物帶回去。盡管我家屬有私心，但她還是用心記下了送禮人的姓名單位，因為她必須對我要有個交代，不然，我就真的沒辦法以這些人的名義捐贈了。當然，我在後來就給她補上了這一課，給她講了怎樣拒絕他們。其實，作為領導人的家屬，要比領導者本人拒禮更有理由，真的。”
說道這裏，彭長宜加重了語氣：“隻要把家門關嚴就會少許多麻煩的。所以，如果要是你能給家屬們講講這樣的課，我想會對每個幹部的仕途大有好處的。還有，光自己做到拒禮還不行，還要從孩子、從家庭利益這個角度去規勸自己的丈夫，要時刻敲警鍾，千萬不能對這些買你官帽子的人大開方便之門，那樣的話，就真的完了。去年被最高人民檢察院批捕的徐炳鬆，在事後寫過一篇懺悔錄，他說：像我們這些當官的，也得到巨大好處，老伴、兒子、兒媳，全家都有較好的工作，收入不菲，盡管組織上規定的待遇並不高，但實際上住房、坐車、醫療、吃飯及其他活動交往等等，絕大多數人是達不到的。組織和人民給予我們的確實很多很多。但不容置疑，我確實在貪……被捕後，頃刻之間，我的一切全然發生了改變，巨大的落差使我思緒萬千，痛苦異常，我想起了過去創業的艱辛，歲月的磨難……等等，說真的，他的話對我有非常的觸動，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想的，反正我有時就是這麼想的，所不同的是，他是監獄裏反省時想到的，我卻是在自由空間裏這樣想的。我的一位老領導常告誡我說，細水長流，不用說別的，就是職務上的一些實惠就夠我們享受的了，要是再貪的話真的就是不知足，就是找死了。但光是領導個人有這樣的認識還不行，對家屬也要經常這樣教育，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少犯錯誤，才能真正做到警鍾長鳴，所以我說你應該給這些幹部家屬講講課，就講怎麼當好領導的後盾，當然不光包括拒腐，也包括支持、理解丈夫們的工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