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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外麵混了十六年,最近才回到在這抗戰期間變成了“大後方”的家鄉來。雖說這是我生長的地方,可是這裏的一切都帶著不歡迎我的樣子。在街上我看不見一張熟麵孔。其實連那些窄小光滑的石板道也沒有了,代替它們的全是些塵土飛揚的寬馬路。從前僻靜的街巷現在也顯得很熱鬧。公館門口包著鐵皮的黑漆門檻全給鋸光了,讓嶄新的私家包車傲慢地從那裏進出。商店的豪華門麵幾乎叫我睜不開眼睛,有一次我大膽地跨進一家高門麵的百貨公司,剛剛指著一件睡在玻璃櫥窗裏的東西問了價,就給店員猛喝似的回答嚇退了。

我好像一個異鄉人,住在一家小旅館裏,付了不算低的房金,卻住著一間開了窗便聞到煤臭、關了窗又見不到陽光的小屋子。除了睡覺的時刻,我差不多整夭都不在這個房間裏。我喜歡逛街,一個人默默地在街上散步,熱鬧和冷靜對我並沒有差別。我有時埋著頭隻顧想自己的事,有時我也會在街頭站一個鍾點聽一個瞎子唱書,或者找一個看相的談天。

有一天就在我埋頭逛街的時候,我的左膀忽然讓人捉住了,我吃驚地抬起頭來,我還以為自己不當心踩了別人的腳。

“怎麼,你在這兒?你住在哪兒?你回來了也不來看我!該挨罵!”

站在我麵前的是我的小學同學、中學同學、大學同學姚國棟,雖說是三級同學,可是他在大學讀畢業又留過洋,我卻隻在大學念過半年書,就因為那位幫助我求學的伯父死去的緣故停學了。我後來做了一個寫過六本書卻沒有得到多少人注意的作家。他做過三年教授和兩年官,以後便回到家裏靠他父親遺下的七八百畝田過安閑日子,五年前又從本城一個中落的舊家楊姓那裏買了一所大公館,這些事我完全知道。他結了婚,生了孩子,死了太太,又接了太太,這些事我也全知道。他從來不給我寫信,我也不會去打聽他的地址。他辭了官路過上海的時候,找到我的住處,拉我出去在本地館子裏吃過一頓飯。他喝了酒滔滔不絕地對我講他的抱負、他的得意和他的不得意。我很少插嘴。隻有在他問到我的寫作生活、書的銷路和稿費的多寡時才回答幾句。那個時候我隻出版過兩本小說集,間或在雜誌上發表一兩篇短文,不知道怎樣他都讀過了,而且讀得仔細。“寫得不錯!你很能寫!就是氣魄太小!”他紅著臉,點著頭,對我說。我答不出話來,臉也紅了。“你為什麼盡寫些小人小事呢?我也要寫小說,我卻要寫些驚天動地的壯劇,英雄烈士的偉績!”他睜大眼睛,氣概不凡地把頭往後一揚,兩眼光閃閃地望著我。“好,好,”我含糊地應著,在他麵前我顯得很寒傖了。他靜了片刻,忽然哈哈大笑起來。他第二天便上了船。可是他的小說卻始終不曾出版,好像他就沒有動過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