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麵混了十六年，最近才回到在這抗戰期間變成了“大後方”的家鄉來。雖說這是我生長的地方，可是這裏的一切都帶著不歡迎我的樣子。在街上我看不見一張熟麵孔。其實連那些窄小光滑的石板道也沒有了，代替它們的全是些塵土飛揚的寬馬路。從前僻靜的街巷現在也顯得很熱鬧。公館門口包著鐵皮的黑漆門檻全給鋸光了，讓嶄新的私家包車傲慢地從那裏進出。商店的豪華門麵幾乎叫我睜不開眼睛，有一次我大膽地跨進一家高門麵的百貨公司，剛剛指著一件睡在玻璃櫥窗裏的東西問了價，就給店員猛喝似的回答嚇退了。
我好像一個異鄉人，住在一家小旅館裏，付了不算低的房金，卻住著一間開了窗便聞到煤臭、關了窗又見不到陽光的小屋子。除了睡覺的時刻，我差不多整夭都不在這個房間裏。我喜歡逛街，一個人默默地在街上散步，熱鬧和冷靜對我並沒有差別。我有時埋著頭隻顧想自己的事，有時我也會在街頭站一個鍾點聽一個瞎子唱書，或者找一個看相的談天。
有一天就在我埋頭逛街的時候，我的左膀忽然讓人捉住了，我吃驚地抬起頭來，我還以為自己不當心踩了別人的腳。
“怎麼，你在這兒？你住在哪兒？你回來了也不來看我！該挨罵！”
站在我麵前的是我的小學同學、中學同學、大學同學姚國棟，雖說是三級同學，可是他在大學讀畢業又留過洋，我卻隻在大學念過半年書，就因為那位幫助我求學的伯父死去的緣故停學了。我後來做了一個寫過六本書卻沒有得到多少人注意的作家。他做過三年教授和兩年官，以後便回到家裏靠他父親遺下的七八百畝田過安閑日子，五年前又從本城一個中落的舊家楊姓那裏買了一所大公館，這些事我完全知道。他結了婚，生了孩子，死了太太，又接了太太，這些事我也全知道。他從來不給我寫信，我也不會去打聽他的地址。他辭了官路過上海的時候，找到我的住處，拉我出去在本地館子裏吃過一頓飯。他喝了酒滔滔不絕地對我講他的抱負、他的得意和他的不得意。我很少插嘴。隻有在他問到我的寫作生活、書的銷路和稿費的多寡時才回答幾句。那個時候我隻出版過兩本小說集，間或在雜誌上發表一兩篇短文，不知道怎樣他都讀過了，而且讀得仔細。“寫得不錯！你很能寫！就是氣魄太小！”他紅著臉，點著頭，對我說。我答不出話來，臉也紅了。“你為什麼盡寫些小人小事呢？我也要寫小說，我卻要寫些驚天動地的壯劇，英雄烈士的偉績！”他睜大眼睛，氣概不凡地把頭往後一揚，兩眼光閃閃地望著我。“好，好，”我含糊地應著，在他麵前我顯得很寒傖了。他靜了片刻，忽然哈哈大笑起來。他第二天便上了船。可是他的小說卻始終不曾出版，好像他就沒有動過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