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風呼嘯，寒氣逼人，光禿禿的原野上隻有衰草和枯枝在西風中瑟瑟發抖。剛過春節，河西走廊仍是一片肅殺，人跡罕見。一匹老馬撲哧撲哧地喘著粗氣，獨駕著因風剝雨蝕而顯得枯朽的木轅，左一擺右一搖地行駛在絲綢古道上。牟玉光與三名她從張掖救出的女紅軍坐在車上，明媚的眼眸裏閃爍著淚珠。她透過茫茫淚眼，仿佛又見著高金城的音容笑貌。往事曆曆，怎不叫她椎心泣血。
牟玉光，山東德州人，家境貧寒，曾勤工儉學就讀醫學。她與高金城雖然同在一所醫院共事多年，但相互間很少接觸，連話也沒多說過。盡管如此，秉性和品德的一致，又使彼此似乎很熟悉。高金城是活躍分子，作為顯而易見；牟玉光為人耿直，勤勤懇懇，也早引起高金城的注目。
1930年，高金城前妻病重，由張掖帶著四個孩子到北京治療不愈而去世。1934年，高金城告別北京協和醫院再赴西北，來到蘭州。他多年東奔西跑，難得安定，到蘭州後一段時間較為平靜，腦海裏才讓出一點空間，容進牟玉光的形象。高金城按捺不住內心深處的情感，提起筆來一訴衷腸。好像早就在等這封來信似的，牟玉光埋藏在心底的愛情，也像幹渴的大地得到了雨露。收到信後，她二話沒說，立刻打點行李，從香山慈幼兒園領上高金城的小兒子高士傑，長途跋涉28天，來到了高金城的身旁。
高金城對牟玉光說：“你是助產士，西北婦女太可憐了，你要見到她們生孩子的痛苦時，定會願意幫助她們的……”
高金城和牟玉光開醫院，進行宗教活動，觸怒了外國教會勢力和同行中嫉賢妒能的小人。他們糾集在一起，不斷地對他倆進行刁難和傾軋。他們通過高金城曾在河北醫學院當教授時的一個學生，此時為蘭州中央醫院院長的宋××，串通地方衛生管理部門，提出要對高金城進行業務考試的侮辱性條件，否則“福隴醫院”即是不合法的醫院。
在著名的協和醫院任職多年的醫生，怎麼能接受無名之輩的考試？高金城寧折不彎，堅決予以拒絕。當局有了借口，命令醫院停辦。這夥人又密告高金城有反政府活動。1934年12月25日聖誕節，高金城和牟玉光舉行婚禮，軍警聯合稽查處居然派兵到現場檢查，並在大門口插上三條鐵腿的“稽查處”的大紅燈籠，給過往行人造成高金城犯了大案的印象。真是欺人太甚！
麵對邪惡勢力，高氏夫婦處之泰然。醫院不讓辦，作為醫生照樣看病，造福百姓。由於他們醫術高明，心腸又好，門前仍車水馬龍，看病就醫者絡繹不絕。對貧苦病人，他們少收甚至不收醫藥費，有時還解囊接濟；對達官貴人，他們就毫不客氣地高價收費。
牟玉光遵照高金城的囑托，以在蘭州倉門巷開設的助產事務所為聯絡點，接收和轉送高金城介紹來的紅軍人員。有時碰上警察查戶口，她就讓女紅軍躺在產床上裝作產婦，把軍警們一一攆走，化險為夷。
1937年10月的一天，牟玉光告訴王定國，收容所裏有一些失散的女紅軍。辦事處以雇用炊事員為名，讓王定國找到了柳秀英、羅明秀兩人，後來經王定國等多次去收容所聯係，又找到了失散的紅軍20多人。這些紅軍經蘭州辦事處營救，多數回到了延安，年老有病者則由組織資助回原籍老家。
監獄裏關著一個女的要生孩子，請牟玉光去接生。她了解到這位女士叫林堅，是共產黨員，同獄中還有位女紅軍，是西路軍婦女團的政治處主任華全雙。
牟玉光立即告訴了王定國。辦事處遂找省政府交涉，救出了華全雙。鑒於林堅在第三國際工作的特殊身份，謝老去找賀耀祖設法幫助釋放。賀了解到真實情況後，來到辦事處找謝老，告訴他監獄裏關押的那個女犯人是從蘇聯方麵騎駱駝過來的。賀又向謝老說明，他同意放，隻是怕蔣介石追究起來負不起責。他向謝老建議，請以周恩來名義直接給重慶蔣介石的軍政部發個電報，請放出這女人。謝老向中共中央發了電報，通過營救，林堅被釋放了。林堅在辦事處住了半個多月，而後去了延安。
高金城被韓起功殺害，牟玉光接到電報後，心急如焚，趕到蘭州辦事處告訴謝覺哉。謝老考慮到張掖情況不明，擔心牟玉光去有危險。牟玉光哭著說：“我們夫妻一場，現在出事了，我怎麼能不去？”謝老再三囑咐她要特別小心。
在高金城大夫失蹤的日子裏，謝老和辦事處的同誌十分著急，一麵設法打探消息，一麵關照高太太的生活。謝老曾兩次送給牟玉光200塊銀洋，讓她請人幫助尋找高大夫。謝老還趕赴省政府，找當時的省主席朱紹良，要他出麵找馬步芳和韓起功查問、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