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康在醉心於實施他的複仇行動的時候，卻根本不知道自從農曆春節過後，即1939年2月發生陳籙大案之後，區長王天目和副區長趙立軍之間更是鬧得不可開交。
這是因為王天目是從北平站長調到上海，而趙立軍卻是一直擔任上海副區長，本以為上任區長意外離任，自己可以做上區長的寶座，沒想到冒出來一個王天目搶了去，心裏就一直不服氣，常常陰奉陽違，導致兩人矛盾加劇，不可調和。
這也是陳伯康來了上海以後，一直得不到安排工作的主要原因，都怕各自的行動因為新手的原因，損失人手，造成行動失敗。
到三月的時候，在重慶的戴笠為了平衡王趙二人的矛盾，又把王天目降職調離上海，讓趙立軍擔任區長，誰知道這時的趙立軍早已成了日偽特務漢奸的目標，一直追著他不放，導致趙立軍每天隻能東躲西藏，甚至在4月的時候，沒辦法隻好裝病住進了醫院。
這樣一來，整個上海區的工作基本上沒有人主持工作了，三月到四月可以說已經沒有什麼行動了，更別說陳伯康這種新人的工作安排，需要的時候都是拿去犧牲當替死鬼的。因此陳伯康在打電話彙報工作變動的時候，那邊也隻是關注他是否要脫離軍統，而不是關心他的工作和人身安全了。
在區長不能主持工作的時候，由區書記薑漠暫時處理日常工作，對於行動任務沒有任何的安排。
今天，在公共租界南京西路的房子裏，薑漠正處理日常電報和文件的時候，一份報告落在了他的眼前。
這是一份有公共租界警務處內線提供的報告，這是由日本提供給租界的匪情通報。報告的內容是這一個多月來的暗殺和爆炸的恐怖事件，以及被捕人員供訴的人員名單，還有一些沒有偵破的案件也說明了凶手的來源。
薑漠對這份報告沒怎麼在意，對現在的他來說，能維持上海區下屬們基本的生活，處理重要的電報就已經夠他頭疼了，像這種事基本上都放在一邊，等閑暇沒事的時候才拿出來仔細分析。一般來說，這類報告也就是束之高閣，不在過問了。
匆匆閱覽之後，薑末發現一個奇怪的事情，在這報告中日本人居然把幾個普通的未破獲的民事案件也列在裏麵，與軍統人員做的刺殺和爆破案件列在一起，同等視之。
這讓他感到很奇怪，再次仔細地看了看這幾件案子，發現日本人對這幾個案子的作案手法和作案地點寫得很清楚，並由此寫下結論，認為是軍統人員做的。
薑漠抽著煙，看著報告，覺得百思不得其解，最近幾起案件，都是發生在虹口的，自己的人在那邊的活動很少，不可能是手下人做的，而且這是明令禁止的，一旦發現是要受到嚴處的，甚至槍斃，
可是從報告中作案的地點和手法，以及凶手安全逃離來看，可以確定，是自己人幹的。誰會有這麼大的膽子敢這樣做，不要命了嗎！
滅掉煙頭，薑漠揉著微微發疼的腦袋，突然想到這一個多月來，日本人威脅公共租界當局，要他們限製民國政府人員的活動，沒想到英美等幾國下了軟蛋，居然同意了日本人的要挾，導致在公共租界區內的人員幾乎都轉移到了法租界。
“難道他這樣做是為了轉移日本人的視線？可這樣做的效果並不明顯，甚至會造成日本人變本加厲的報複。算了，暫時不管了，至少現在對我們沒有壞處，也沒有引起什麼壞的影響，就是戴笠老板也不會關注的，說不定是日本人自欺欺人，故意弄這麼個東西出來。”說完打開抽屜，把這份報告往裏麵放就不再理會了。
此時的陳伯康有些坐立不安，一是劉春茹的言語讓他明白，自己的這個女同學是個共產黨，不是身居要職的人；二是自己居然殺了個共產黨，這讓他有些懊悔，可隨即下意識的拋棄了這種念頭，但帶來的後果讓他有些吃不住。那些共產黨會怎麼對付他，總不能躲在辦公室裏不出門吧。
“哼！這怨不得我，要怪就怪你去的不是時候，這叫咎由自取！”陳伯康自我安慰的想著。
安慰歸安慰，可麵對的事情終究是要麵對的。共產黨的手段也聽說過一些，不外乎就是刺殺和綁架，也沒什麼新鮮花樣。這些對陳伯康來說倒不是什麼大的問題，他在意的是自己的複仇行動還能不能進行下去。一旦行動受到阻擾，很可能會驚動日本人，更有可能暴露自己，這就得不償失了。
“要不要同他們和解，給他們賠點錢就此了結，可如此一來，自己不但有把柄被他們抓在手上，如果有人走漏風聲，或者他們故意對自己人說起這事，更是吃不了兜著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