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政界同企業界的這種相互勾結的關係由來已久，這就是所謂“官治經濟”或者“指導型的資本主義”過剩的結構性的產物。既然政府提出“經濟開發5年計劃”和“發展重化工業”等前進的方向，那麼在政府掌握稅收、金融等所有政策手段的情況下，企業的生存戰略隻能是順從政治權力。企業如果不能參與政府給予優惠政策發展的項目，就會在企業界的競爭中被淘汰。
這種結構從60年代就開始存在。從1962年開始的經濟開發計劃中提出了政府重點投資和培育的項目，並以此為基礎選定了負責這些項目的企業，當然資金也掌握在政府手中。
1961年非法蓄財處理法出台，將財閥手中的銀行實現了國有化，資金供啟權也回到了政府手中。後來又製訂外資引進法，把貸款和外彙兌換等權力也收歸國家。這樣，政府就以此為基礎按照自己的計劃行事；並且可以左右企業。因此企業也隻能投資政府提供保護的項目，要取得貸款和外彙，隻好提供政治資金。
《東亞日報》10月29日刊登韓國延世大學教授崔禎鎬的一篇文章，題為《盧泰愚秘密資金事件所暴露出的四個危機》：
前任總統的秘密資金事件被揭露，顯示出這個國家現在麵臨的四個危機。
首先是政治權力的危機。政治權力不是為了國家而存在，而是為了“自己”也就是個人而存在，不是為國家服務，而是為了牟取自己的榮華富貴，這種錯誤的想法在國家元首的級別上也得到了驗證。連前任總統都在為自己接受數千億韓元的資金，在這種情況下還能要求小的政治勢力不搞腐敗嗎？
第二暴露出軍隊的危機。軍隊可以說是國家紀鋼的最後堡壘，而統率軍隊的四星將軍卻無法指脫利欲的誘惑，讓在電視上看到這些報道的軍隊官兵作何想法呢？幸虧軍隊裏還有些正直的人存在，否則我們的軍隊不知要變成什麼模樣？
第三是道德的危機。1980年爆發被稱為“漢城之春”的民主化運動時，卻動用表應該執行保衛國家任務的軍隊進行鎮壓並篡奪政權，無情地踐踏了民主化的熱情，這樣還說什麼“遵守國家憲法”，更可笑的是還把黨名改成“民主正義”之類的名字。因此這次秘密資金事件不應該隻停留在向國民道歉上，而應該挖出這個國家道德敗壞的根源來。
第四是現政權的危機。要結束軍人政權就必須得到軍人政權的幫助，這就是當初韓國三黨合並時的戰略和名義。在政治領域追求道德的純潔性的理想主義無什麼市場。金泳三政權，或多或少卷入了這場醜聞，他同樣麵臨著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