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家出身

全鬥煥於1931年元月在慶尚南道陝川地方出世。父親全相禹務農為生,由於日據時代賦稅日益加重,且兄弟姊妹9人(但其中3人夭折)之負擔太大,故而當全鬥煥9歲時,他父親為了希求改善生活,舉家離開曆代祖先居住500餘年的故土,經大邱乘火車遷往中國東北吉林省,在該省墾荒耕作達3年,然而生活卻未見改善,且子女教育也成問題,乃在1943年(一說為1945年)又舉家返韓至大邱市定居。

因全相禹對漢學(中國經史)素有研究,所以乃能在大邱以“漢醫”維持家計,並將次子全鬥煥送進市內喜道國小插班讀4年級。全在國小畢業後則進入在市郊的5年製大邱初高等工業學校到畢業為止。全家在這一時期之生活也甚艱苦,其情況可由全在初高中時不論晴雨或嚴冬大雪紛飛之際每天皆要徒步往返20公裏上學的事實中看出來。

他於1952年進入當時在大邱成立的4年製陸軍官校,對全而言這並未中斷他在生活上所受之持續磨難。由於官校是在韓戰炮火漫天中成立,所以設備不足物資缺乏,因此每日三餐皆為雜糧飯、豆芽湯和一點泡菜而已。尤其在冰凍的寒天不但無暖可取,而且清晨還需破冰取水洗漱,自帶服裝也不足禦寒。而當韓戰結束後,全國在大破壞之後,一切仍在困難中,所以遷到漢城泰陵的官校,其條件也並不完善,學生之生活仍很窘困。

他在1955年9月陸軍官校畢業後即被派為少尉排長。當時低級軍官待遇極差。1959年結婚。婚後,其夫人曾靠替人紡織和經營小店鋪來維持生活。在搬進總統官邸前,他們所住居達12年之久的房子,也是靠他夫人周轉調度和省吃儉用才蓋起來的。總之,至他擔任師長(1978年)為止,生活壓力是一直存在的。

少年和青年時期的貧窮和苦難,以及婚後的辛酸生活,一方麵使他對民間之疾苦和需求有了深刻的了解和認識,另一方麵則也使他對韓國之貧富差距和社會之不公,產生了強烈的改革決心,所以在他執掌國家大權之後,在每次講話中,他皆強調要建設一個“福利國家”,追求均富,同時主張清除社會上一切貪贓枉法和腐敗的病根。

深明儒教傳統

在近代以前,韓國和中國的情形是相似的,就是除了大都市外,一般地方上並無學校之設,因此全鬥煥在幼年時無法上學,他的啟蒙者是叔父全從雲。全從雲當時是陝川地方的最有名漢學家,全鬥煥跟叔父學習了千字文等。

在9歲以後全家移居中國東北3年期間,他顯然也未能進學校讀書,因此推知對漢學也有研究的父親全相禹,必然盡量設法按當時私塾教學方式,要全鬥煥記誦講明待人接物之道的書冊,加上父親和叔父兩人的身教和熏陶,無形中使他在立身處世方麵有了一定的準繩。

全也是一個重視家庭生活的人。當他擔任特戰隊長和團長時,以及擔任首都警備大隊長和第一師長期間,他在屢次訓話中指出,作為一個守疆衛國的將士,首先應使自己的家庭溫馨和睦,然後才能沒有後顧之憂,並能增強保衛家園的決心。由其行動中顯示他深明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

在他14歲至20歲期間,是韓國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獨立建國之初期。當他在大邱工高4年級(1949年)某日上化學課時,左派學生領袖進入教室鼓動罷課,而數十名手持木棍等凶器的左派分子則在窗外聚集形成威脅。在這一情形下,全的同學有些膽小者偷偷溜走,其他學生則不知如何是好,而全則不顧被殺害之危險,挺身而起用力捶著桌子,究問煽動罷課分子,不思父母賣米籌措學費之苦,不但不好好念書反而支持左派罷課的理由是什麼。在激烈辯論中左派學生領袖辯不過義正詞嚴的全鬥煥,羞愧而退。同班同學對這一事件迄今仍然記憶猶新。

其後當1950年秋北韓軍隊進至大邱一帶時,若幹高年級大邱工高學生誌願成為學生兵,準備誓死保衛國家,支持前線作戰。這些誌願者曾在校門攝影留念,而全鬥煥乃是其中少數領袖之一,可見其反共意識是如何強烈堅定。

在軍隊服役期間,他於1971年曾誌願赴越南作戰達1年,這一方麵顯露他的反共精神是多麼堅強,另一麵也加深了他安全第一和國防為先的觀念。

典型的韓國民族主義者

大韓民國自1945年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後迄今為止,其內政很顯然仍未完全脫離外力之幹涉,這對熱切追求獨立自主的韓國國民而言,實在是最敏感和反感的情況。自1945年起至1950年韓戰發生為止,韓國全境家傳戶曉的流行口語乃是“美國不可信,勿為俄所騙,日本會再來”,相互告誡,提高警覺,不容再被愚弄和出賣。在這一氣氛中成長的全鬥煥和他的同輩們,自然其民族意識益趨強烈。

而韓國的4年製陸軍官校便是在此一背景下所創建。因此其首任校長安椿生(1952—1956年)和學校當時所有重要幹部不僅皆是曾經參加獨立運動的少壯人士,而且和美日俄皆無任何關係。安椿生校長畢業於中國黃埔軍校,全鬥煥大統領等第一屆(十一期)和首都警備司令樸世直等第二屆學生是當他主持校政期間所畢業的。當時師生打成一片,個個胸懷大誌,認為官校學生在未來也將似中國黃埔軍校學生一般,將是完成國家統一的中堅力量。因此雖然生活艱苦,但教官和學生們卻皆意氣昂揚,以天下國家興亡為已任。

故而官校4年生活,進一步將全鬥煥陶煉成為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

其後在軍中,尤其是在他受樸大統領知遇之恩調到青瓦台擔任警護次長以及擔任保安司令後,更使他體認到外國勢力對韓國內政之幹預和困擾是多麼大了。美國朝野利用樸東宣行賄案公然激烈批評樸大統領之統治,並以維護人權為口實施加壓力,使韓政府對反政府活動難作有效處理,同時美國還對在野勢力多方鼓勵支持,增加樸大統領領導之困難。樸大統領氣憤惱怒的心境,全鬥煥是感同身受的。這使民族意識原已強烈的全鬥煥更趨熾烈。

因此,全鬥煥和他的同誌們對有意無意中、挾外自重的政治領袖,甚至對強調獲得友邦支持之重要性的人,皆具反感,認為這些人缺乏自主獨立意識,不僅不能成為國家領袖,甚至連居高位都是不配的,所以在樸正熙突然故世後,官校畢業軍官已成中堅的軍方,並不支持和美日關係過深的金大中和金鍾泌等。而且對美國若幹建議也持抗拒和反其道而行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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