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宣稱：因為我認為不可能通過正常的政治程序來取得政權，所以企圖通過學生上街遊行來獲取政權。其實，我是一個連射一顆子彈的能力也沒有的人，我最需要的是進行大選。實際上，如果選舉真的得以順利進行，我相信我是會當選並執政的。而且如果我在這次選舉中遭到失敗，我也將能夠建立起一個鞏固的政治基礎，為四年後的下屆大選作好準備。我一向感到如果我國發生動亂，通向政權的道路也就會中斷，而且會發生類似於目前（金大中本人遭遇的）的困境。我信仰非暴力；但是，我不信仰不抵抗主義。因此，我是一個非暴力的抵抗主義者。
檢察官判定說，我在（1945年）解放之後加入了一個“左翼的”（即共產主義的）組織，而且一直抱有共廣主義思想。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令人遺憾的。解放時我是個20青年，曾經參加“建國準備委員會”活動。作為一名20歲的青年，我是在這個組織的最基層工作的。後來發覺“右翼”和“左翼”將要“聯合”，我就離開了準備委員會而參加了新民黨。解放之時，我不能理解這兩派之間何以必須進行鬥爭。進入該組織之後，我發現它是左翼團體，我對它進行了一段鬥爭之後，於1946年夏天決定退出該組織，而不再是它的成員。此後我曾兩次受到審查，均以無嫌疑而釋放；我從未被控為“左翼”人員。及到1947年，我已成為“右翼”的一個成員，在朝鮮戰爭期間被共產黨作為反動分子逮捕，幸免於一死。
從那時以來，我一直被控曾在1967年大選期間與荏子島據點的一名叫鄭泰默的間諜有過聯束。但事實是鄭泰默當時以合法的身份住在木浦市，是一處鹽場的主人；沒有人認為他是一個共產黨人。他被捕後，（韓國中央情報局）局長金炯旭要求和我會麵，問我幾個問題。我們在世宗飯店會見30分鍾。金局長說：“金先生，你與此事並無牽涉。但我要和你聯係，因為調查過程中當事人曾提到了你的名字。”金局長證實了我與當時正在調查的案件毫無任何關係。一段時間之後我被告知，鄭泰默在法庭上作證時說：“我（鄭）曾企圖對金大中做工作，但在聽過他的演講之後，我認識到這是不可能是，於是放棄了這個打算。”
雖然我意識到關於韓國民主與統一聯盟（韓民統）的事情已經成為嚴重問題關係我的生死，但事實卻與公訴書所說的那些主要內容不大相同。樸正熙總統1972年領布維新憲法之時，我認為維新體製乃是對國家憲法的嚴重背離。但由於在國內根本不可能開展反對這一體製的運動，我勢不得已，才去海外尋求政治避難。我不理解的是，我在海外的活動何以竟成為對我提起公訴的理由。在“聯合搜查本部”地下室的一個牢房中，我被囚禁了60天：在這60天中我不見天日，而且每天24小時連續不斷地受審，審訊人員就和我同住在這間牢房裏。在這種境況下，如我的朋友金相賢所說，人們完全有辦法把任何一個人變成共產黨。我能聽見從鄰近的囚室傳來的酷刑之下發出的刺耳的叫聲。在這種恐怖的審譏過程中，我赤身裸體。一名審訊者告知我，把我說成是反政府組織的首腦，僅僅是（提出公訴）所必需的背景，並不成為什麼真正的問題。因此我覺得，我僅僅是以煽動暴亂罪被控。但後來卻發現對我的公訴還涉及了“國家保安法”。
從日本我被綁架回國，以及被解除在家軟禁之後，韓國中央情報局一位局長李龍澤到我家中訪問。他己聽說我要發表一項聲明。他說：“現在。我們必須把金先生的事情（指東京綁架一事）宣告結束。”他還說：“他已見過樸總統，並且向我轉達了總統的承諾，即：隻要你（金大中）對我們提出的幾點表示同意，我們就不再追究（你的）海外活動了，而且我們還將許可你和妻子及三個兒子出國旅行。”我因此作出一項聲明，同意那些條件。此後外交部長發布聲明說：“金大中事件已結束，他的海外活動將不再作為問題提出。”不久之後我便得到通知，可以去國外旅行。過了一段時間，日本外交部對此也發布聲明：“‘金大中事件’已告解決；韓國和日本已經達成協議，對金大中先生的海外活動將不再作為問題而加以追究。”但是，這些問題現在又被翻出來，而且要奪去我的生命。
所謂的“反政府團體”按國家保安法第一款的規定。必須具有篡奪政權或侵犯國家憲法的具體目標，而我是一貫絕對而無條件地擁護大韓民國的。甚至當我們在美國舉行會議，準備成立韓國民主與統一聯盟時，有些人主張成立一個流亡政府，我就加以抵製“韓民統”內部有些人同時也是“朝總聯”（旅日朝鮮人總聯合會）〈一個親北朝鮮的旅日朝鮮人組織〉的成員，我不可能為“韓民統”每一個成員的身份作出保證，但是，就與我個人接觸的四個其他成員來說，下麵的話我是可以講的：-位是金載華，分在第七屆國會期間曾一度以接受“不純”〈政治性的〉資助表，但不久便證明是無辜涉嫌，宣告無罪釋放。並繼續擔任第八屆國會議員。政府對此完全沒有表示反對或製止。第二位是裝東湖。他曾競選旅日大韓民國居民困（“民團”一個親南韓的旅日韓僑組織）的會長職位，在此以前曾在這個團體中任職並積極進行活動。第三位鄭在俊則曾經作為“民團”的關鍵人物而積極從事反對“朝總聯”的鬥爭。爭取旅日韓國僑民。因而得到韓國的真許，被授予勳章，第四位是趙活俊。這個人從未被韓國檢察機關懷疑為持有敵對的意識形態，檢察官根據1967年新聞界關於韓國中央情報局調查結果的報道，就金載華所接受的“不純”資助向我提出許多問題。我不記得自己在此以前是否讀過這種報道，即令我曾經讀過，這種報道也不會起什麼作用，元非是引起人民懷疑政府的信用而已。因為發現金載華被控的罪名不能成立、而且予以釋放的乃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