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泳三以軍事政變罪逮捕審訊全鬥煥，他講要依法處辦，懲罰與5·18有牽連的人員。但是要證明12·12到5·18期間全鬥煥的罪行，前總統崔圭夏幾乎是唯一的最重要的證人。可他拒絕作證。
崔圭夏在被全鬥煥趕下台後的15年中，一直保持緘默。前總統崔圭夏可以證明，參謀總長鄭升和是如何被強迫下台的；保安司令官全鬥煥是如何強迫文人政府交出權力的；他是如何被迫承認擴大戒嚴的。
然而，崔圭夏認為他的介入可能會造成更嚴重的混亂。他不肯作出詳細的證明。據說他表明，下野隻是他自己的決定，並沒有任何外在的壓力。
崔圭夏已經用8年時間寫好了自己的回憶錄。80年下台後他天天寫回憶錄。一旦出版這本回憶錄，很多與全鬥煥有關的秘密將公諸於眾：包括圍繞逮捕鄭升和參謀長等等，與全鬥煥的談話內容，金貞烈國防部長是否勸過崔圭夏下台。
崔圭夏之所以不願意漏出半句證明，是因為他自己認為前總統所有處理國事細節必須接受曆史的的審查。如果過早公布，就會使當前複雜的政局更加動蕩。因為政客們會各取所需，利用他的回憶錄。前車之覆，後車之鑒。
他對記者講，以後的總統處理國事的時候，應采取小心翼翼的步驟。曆史雖已過去，但必須接受未來的審查。
總之，在目前這種混亂情況下，崔圭夏表示不會火上加油。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的回憶錄必須在我死後出版”。
崔圭夏作為全鬥煥軍事政變時期的最高領導人，在樸正熙被刺後他由總理一職，立即代理過渡性的韓國總統。他參與了全鬥煥政變的全過程。作為文官領袖，他是完全反對政變的。但是，除了被迫同意外，他毫無辦法。最後，他也被迫把總統一職讓給軍事強人全鬥煥。
他拒絕為審理5·18全鬥煥政變一案作證。這使得“5·18”特別法的執行碰到了最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