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博士學位是以訛傳訛
人稱孫逸仙博士的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其實從未取得過博士學位，稱他博士完全是以訛傳訛。
孫中山原名孫文，1866年生於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字德明，號日新、逸仙。因流亡日本時，曾有一個廣為人知的化名“中山樵”，故世稱“中山先生”。
1879年，十四歲的孫中山受在檀香山發展的長兄孫眉接濟，與母親一道乘輪船遠赴夏威夷檀香山，始見“滄海之闊，輪舟之奇”。到達檀香山後，孫中山進入當地英國國教會開辦的用英語授課的小學“意奧蘭尼書院”，1881年於此校畢業後，孫中山又進入當地最高學府、美國教會學校“奧阿胡學院”（相當於中學）繼續其學業。
在檀香山讀書時，長兄孫眉的農場有一佛堂，孫中山在這裏看到，患病的中國工人也不去找醫生，卻跪在關帝像前祈求保佑驅魔除病。孫中山很生氣，忍不住說：“你們有病去找醫生才對，吃神茶、香爐灰怎能把病治得好呢？”檀香山有位廣東順德人杜老師，孫中山常向他請教學問。見他屋中多醫書，問其原因。杜老師說：“北宋範文正公曾說：‘不為良相，當為良醫’，我崇拜他，也學做醫生。”孫中山覺得，做不了良相再做良醫，這不恰當，可先從良醫做起。當時，先進的西醫術已經傳入中國，他於是堅定了學習西醫的信心。
1886年秋，孫中山進入廣州博濟醫學堂學習醫學；1887年9月，再轉入香港西醫書院學習。1892年7月，21歲的孫中山從香港西醫書院畢業，號稱成績全校第一，由教務長康德黎博士為他頒發了畢業證書。而其實當年畢業生隻有2人（1897年10月，與孫中山同時進香港西醫書院學習的華人青年共13人，經反複淘汰，到第5學年，有資格參加畢業考試的隻有4人，評分結果，隻有孫中山和江英華兩人及格，孫中山居首）。
香港西醫書院乃香港大學的前身。香港大學將孫中山定義為香港大學第一屆畢業生，並保留著其滿分之試卷，在荷花池中樹立著國父銅像，供後人景仰。孫中山後來在回校探訪時曾說過：香港以及香港大學是我知識的出生地。
筆者曾細覽了許多記載孫中山這段曆史的文章和著作，發現在敘述中大都回避談孫中山的“學位”問題。孫中山確實從未獲過醫學博士學位，隻是香港西醫書院的本科畢業生而已，其博士頭銜十有八九是人們把Dr。（醫生）誤譯所致。“孫逸仙博士”的稱謂，流行於國內外數十年，想必也多指“醫生”而兼有敬仰之意吧。
盡管未曾取得醫學博士學位，但孫中山還是不失為一位晚清名醫。他行醫的故事不少，其醫德更有口皆碑。
由於孫中山畢業的香港西醫書院當時未獲得港府立案認可。因而孫中山不能獲得香港的行醫權。隻好在澳門，廣州等地行醫。一次，孫中山還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返鄉時，路過澳門，當地士紳曹子基家中有人久病不愈，經孫中山醫治即康複，由是，孫中山的名氣在澳門流傳。及至孫中山畢業，澳門士紳即推薦他到鏡湖醫院當西醫師。同年12月，孫中山在澳門開設一間中西藥局，自己單獨行醫。行醫不到三月，即“聲名鵲起”，“戶限為穿”。孫中山行醫成功，受到葡籍醫生的嫉妒和排擠，孫中山被迫改到廣州行醫。
孫中山醫德高尚，對窮苦百姓常懷仁愛之心。他在澳門鏡湖醫院和後來在廣州行醫時，均刊登廣告，言明每日上午10時至12時為義診時間，不受分文。當時有一位老人的孫子得重病，因無錢醫治而萬般無奈，孫中山免其診金、藥費，為小孩動手術，摘除一顆重達一兩七錢的結石，使小孩解除了病魔之擾。
孫中山在其短暫的懸壺濟世之生涯中，很注重先進理念的傳播，不忘幫助鄉民破除迷信，以弘揚醫學之科學觀念。1892年，翠亨（孫中山的出生地）村民陸檀生的妻子難產，一天一夜不能分娩，接生婆束手無策，情勢十分危急。孫中山知道後，馬上來到陸家，要為產婦接生。但其時民智尚未開，陸家人認為男人為女人接生，就會給分娩者的全家都帶來黴運，於是百般阻攔，說什麼也不讓其接生。孫中山耐心地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最後為產婦成功地做了手術，使得母子平安，皆大歡喜。同年，香山縣南朗鎮的程漢章的妻子亦難產，情況也是很危急，孫中山聞之迅即趕到程家，及時為產婦施行手術，最後用鉗子夾住嬰兒額角，使之順利出生，母子也都平安。通過這些行醫活動，孫中山了解了社會之實際狀況，他認識到，救民出愚昧之水火，是改變中國落後所必須走的路。
孫中山不僅有高尚的醫德醫風，而且有著精湛的醫術。當時有個叫前山的村子，有一位叫魏恒的人，患痔瘡二十餘年，求醫各地未能醫治，痛苦不堪。後經孫中山之施治，不到七日便治愈了。澳門的《鏡海叢報》1893年7月25日登載題為《神乎其技》的文章，稱讚孫中山其醫術高明，“不過七日之功”而治愈患者20餘年痔疾。孫中山的名氣更大了，鄉人紛紛請孫中山治病，“或十數年之肝風，或數十年之腦患，或六十餘歲之咯血，均各奏效神速”。
這一年的《鏡海叢報》還以“鏡湖耀彩”專欄，登載了孫中山治愈的六個病例，盛讚其醫術高明。有輿論讚其醫德：“數月病源，一朝頓失。複荷先生濟世為懷，輕財重義，藥金不受，禮物仍辭。”澳門知名人士盧焯之、陳席儒、吳節微、宋子衡、何穗田、曹子基等還聯名在報章上兩次刊登《春滿鏡湖》廣告，介紹孫中山行醫情況，以及其高尚醫德。
由於孫中山經常義診或免收藥費，盡管求醫者絡繹不絕，門庭若市，但孫中山醫館仍然收不敷支，可換來了患者及家屬的交口稱讚。行醫數年後，孫中山又進一步認識到，對於災難深重的中國來說，“醫術救人，所濟有限”，所以，他決計“借醫術為入世之謀”，從事革命活動。後在他的領導下，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帝製，創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共和政體，他本人有也被譽為中華民國國父。
美國報紙百年前對宋藹玲的準確預言
1904年4月28日，上海黃浦江的碼頭上，一位15歲的少女被父親送上了“高麗號”輪船，前往美國喬治亞州梅肯市的威斯裏安女子學院留學。那時，女人出國留學者鳳毛麟角，她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出國留學的女性。
這位15歲的少女就是宋藹齡，送行的是她的父親宋耀如。她隨同父親宋耀如的朋友步惠廉牧師一家前往大洋彼岸的美國，步牧師是宋耀如在萬德畢爾特大學的同窗好友。也正是得之於他的大力引薦，宋藹齡才得以進入威斯理安女子學院入學就讀。
威斯理安女子學院在當時的美國可是大名鼎鼎，因為這是美國第一所得到政府認可的女子大學，屬於衛理公會教派，是專為上層社會女性設立的學校。
據宋靄齡後來回憶，此行頗多坎坷。“高麗號”輪船在大洋上漂泊了兩個多月，終於在7月1日停靠在舊金山碼頭。但是一位美國移民局官員說藹齡的證件不合格，大聲咆哮著不許登陸。另一位官員建議將她安置在扣留所，但這個移民局官員斷然拒絕了，他說這個地方不適合任何畜生般的人居住。麵對如此的侮辱，幼小的宋藹齡握緊拳頭退回“高麗號”上，敢怒而不敢言。
就這樣，宋藹齡從港裏停泊的這艘船轉移到另一艘船上。在三周沉悶無聊而又提心吊膽的時間裏，先後換了四艘幾乎全空的船，直到有關藹齡問題的消息傳到舊金山一位傳教士那裏，他向首都華盛頓的政府部門進行了交涉，宋靄齡才獲準上岸，終於得以在威斯裏安女子學院就學。
1905年12月，慈禧太後信任的教育顧問、宋藹齡的姨父溫秉忠（曾是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受清廷派遣，率領一個中國教育代表團赴美考察。1906年1月，溫秉忠把宋藹齡從梅肯市接到華盛頓，帶她一同出席美國第26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白宮舉行的宴會。使宋藹齡成了宋氏家族與美國曆屆總統的接觸與交往中會見美國總統的第一人。在宴會上總統問這個16歲的中國姑娘覺得美國怎麼樣，宋靄齡說：“美國是個非常美麗的國家，我在這裏很快活。但是，你們為什麼說美國是個自由國家呢？”她迅速地把自己前一年夏天在舊金山的遭遇簡略地敘述了一遍。“如果說美國真是那麼自由的話，為什麼要把一個中國姑娘拒之門外呢？我們決不會這樣對待到中國去的客人。美國還說是個自由的國度呢！”聽了她發一通怨氣後，總統大感意外隻是喃喃地說他很遺憾，就轉向下一位客人。
第二天，華成頓的報紙報道了這件事，題目是：《中國少女抗議美國政府的排華政策》。
1909年，宋藹齡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時，鎮上的人們都對這個叫“艾麗斯”的中國女孩印象深刻，畢業晚會上她用甜潤的嗓音朗誦了《蝴蝶夫人》劇中的一段台詞。梅肯城的人們為了歡送藹齡學成歸國，在她啟程的前一日，在《梅肯電訊報》上刊發了大半版讚她的文章，並預言：“宋小姐將會成為中國領袖的夫人。”
誰知這個預言後來竟然奇跡般地變成了現實。不僅宋藹齡成了中國領袖夫人（孔祥熙官至行政院長，宋靄齡於1914年春嫁給了喪妻不久的孔祥熙），後來同在這一學校就學的宋慶齡和宋美齡也成了“國母”和“第一夫人”。
宋慶齡和宋美齡去威斯理安女子學院讀書，比姐姐宋靄齡要順利得多。1907年夏，溫秉忠又率團赴美訪問，同時把宋慶齡和宋美齡帶去美國讀書。由於溫秉忠的外交身份和同行的還有美國教育家格蘭特等知名人士，宋慶齡和宋美齡在到達舊金山時順利地通過了移民局的檢查，沒有像宋靄齡當年在舊金山那樣被扣留在船上19天。威斯理安女子學院也因培養出曾經影響中國曆史進程的宋氏三姐妹而在中國名聲大噪。
張學良的三次婚姻
張學良一生結過三次婚，原配夫人是於鳳至，第二個夫人是穀瑞玉，第三個夫人是趙一荻，即趙四小姐。人們皆知於鳳至和趙四小姐，對穀瑞玉則知之甚少。
張學良的原配夫人於鳳至，自幼聰明伶俐，文采出眾，並寫得一手清秀俊逸的毛筆小楷。在張家大院的小一輩女人中，張學良的妻子於鳳至，最受張作霖重視。這不僅僅是由於兒媳婦的品貌出眾，還因為他十分珍視同於鳳至的父親於文鬥的舊誼。
張作霖1908年奉徐世昌之命赴鄭家屯剿匪期間，到把兄弟於文鬥的家中，看中了於鳳至的文才人品，就決定由她來做自己的長兒媳婦。當時張學良在奉天（沈陽）求學，追求他的高官之女甚多，他對於鳳至這樣出身低微的小鎮民女根本看不上，所以，當他奉父親之命，去鄭家屯相親時，寫了一首《臨江仙》詞嘲諷於鳳至，暗示於家是在巴結已握有東三省軍政大權的張家。於鳳至當即回敬了張學良一首《臨江仙》，詞曰：古鎮親赴為聯姻，難怪滿腹驚魂。千枝百朵處處春，卑亢怎成群？目中無麗人。海誓山盟心輕許，誰知此言偽真？門第懸殊難知音，勸君休孟浪，三思結秦晉。
張學良讀罷大吃一驚，深悔自己險些與一位才華超群的少女失之交臂。遂回心轉意，同意迎娶於鳳至。與張學良結婚以後，於鳳至深知自己縱有滿腹經綸，若沒有相當的學曆，也難以在張家這豪門大戶立足的，所以堅決要求進東北大學讀書深造。於鳳至的文采學識，張學良常常自歎不如。
於鳳至不僅聰慧，而且很漂亮，愛新覺羅溥傑就曾盛讚於鳳至“長得很美”。”她生就一張很古典的臉，清清秀秀的，宛若一枝雨後荷塘裏盛開的蓮。
張學良的第二個夫人是穀瑞玉，人稱“隨軍夫人”。
穀瑞玉，天津人。1904年2月出生於天津附近楊柳青一大戶人家。1922年4月第一次奉直戰爭爆發，當時穀瑞玉剛剛18歲。這年7月間，穀瑞玉在出席二姐夫的家宴時，有幸與張學良結識。豆蔻年華的穀瑞玉不僅天生麗質，而且通曉英語。一年之後，穀瑞玉任張學良的英語翻譯，其後二人感情日篤。
1924年9月，第二次奉直戰烽火再起。當時，張學良統帥著東北軍第三軍，日夜堅守在山海關九門口前線。正在戰事的緊急關頭，穀瑞玉來到前線去陪少帥。穀瑞玉在奉直激戰的前線陪伴著張學良度過了最困難的時刻，終於迎來了東北軍的最後勝利。張學良與穀瑞玉在戰地結合的情況傳到張作霖的耳朵後，他隻好對兒子與穀瑞玉的婚事表示默許，於是，1924年10月，張學良與穀瑞玉遂在天津結婚。
1928年2月，張學良升任第三方麵軍團總司令，駐防保定。而素有隨軍夫人美稱的穀瑞玉獨自居住津門，學會了跳舞、泡酒巴等，常與人打麻將至深夜不散。還經常到北京一連數日聽戲不歸。數月後，張作霖在皇姑屯遇難。在秘不發喪期間，在天津居住的穀瑞玉未經許可，獨自冒然返回沈陽。正是由於穀瑞玉的擅自行動，引起了日本關東軍的注意。日本報紙上因此懷疑“秘不發喪”的真偽虛實，稱“張學良的如夫人穀瑞玉由津返回奉，說明張作霖在皇姑屯必死無疑。否則一向與大帥府關係並不密切的如夫人是不會在張學良不在奉天情況下獨自返回關東的。”穀瑞玉的冒然行動，埋下了在政治上與少帥分道揚鑣的禍根。
穀瑞玉的任性，使她與張學良間的裂痕越來越大。1928年冬天，奉係舊軍閥楊宇霆、常陰槐等心生異念，陰謀取張學良而代之。楊宇霆千方百計地收買穀瑞玉作內線，張學良發覺楊宇霆動機可疑，曾提醒穀瑞玉別上楊宇霆的當，然而穀瑞玉卻我行我素。是年12月楊宇霆假借乃父祝壽為名，請穀瑞玉與少帥一道去楊宅赴宴。張學良隨穀瑞玉前往後，險遭到一群日本浪人的暗算，幸虧於鳳至夫人早已識破樂楊宇霆的圖謀。此事發生後，張學良對穀瑞玉的誤解更深，其婚姻名存實亡。1931年1月，張學良與穀瑞玉解除了婚姻關係。張學良在天津的英租界為穀瑞玉購買小樓房一幢，又給她10萬元供其生活之用。
張學良的第三個夫人是趙一荻，她與張學良相濡以沫，共度幽禁歲月，一直到終老。
趙一荻原名趙綺霞，原籍浙東蘭溪，1912年，她出身於一個頗有名望的官宦之家。父親趙慶華是北洋軍閥直係政府時期鐵路局長。因在家中排行老四，人們都稱她為趙四小姐。她十分美貌，而且冰雪聰明，十四五歲就曾成為《北洋畫報》的封麵女郎。
1927年，剛剛過完15歲生日的趙一荻，在天津的舞會上認識了張學良。兩人一見鍾情，很快墜入愛河。此後的日子裏，張學良一有空閑就和趙一荻散步、聊天、打球、下棋，或者談論新詩。
父親趙慶華知道女兒與有婦之夫張學良在一起，一氣之下將趙一荻軟禁起來。在六哥趙燕生的幫助下，趙一荻與家人不告而別，去東北投奔張學良，成了張學良的編外夫人。
其父趙慶華氣急敗壞地隻好在報上發表聲明：“四女綺霞，近日為自由平等所惑，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規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二條，應行削除其名，本堂為祠任之一，自應依遵家法，呈報祠長執行。嗣後，因此發生任何情事，概不負責，此啟。”趙慶華隨即聲言自身慚愧，從此辭離仕途，退隱而居。
趙一荻以張學良秘書的身份，搬進帥府後，非常感激於鳳至的寬厚仁德，對她更是恭順敬重。她和於鳳至和睦相處，情同姐妹。1929年，趙一荻為張學良生下了惟一的兒子張閭琳。
“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背信棄義，張學良在南京身陷囹圄，隨後，趙一荻陪隨著張學良開始了漫長的幽禁生涯。在與世隔絕的寂寞中，他們倆人相依為命，張學良把一切希望和歡樂都寄托在趙四小姐的身上，趙四小姐則盡自己全部的力量給張學良以安慰和照料。見過的人都說，趙四小姐經常身著藍衣，腳登布鞋，幾乎洗盡鉛華，終日陪伴在張學良身邊。
在台灣幽禁期間，張學良皈依了基督教。要篤誠地信仰耶穌，就必須依循基督教義的規定，在於鳳至和趙一荻之間作出選擇。此時，張學良的心裏確實格外沉重。最終，他作出了痛苦又無奈的決定，和於鳳至解除婚姻關係。
張學良執筆給在美國於鳳至寫了一封信，於鳳至給張學良寫了回信：“你們之間的愛情是純潔無瑕的，堪稱風塵知己。尤其是綺霞妹妹，無私地犧牲了自己的一切，任勞任怨，陪侍漢卿，真是高風亮節，世人皆碑。其實，你倆早就應該結成絲夢，我謹在異國他鄉對你們的婚禮表示祝賀！”
1964年3月，結發妻子的離婚手續，從美國寄到張學良手中。1990年1月30日，於鳳至在睡夢中安然逝去。
1964年7月4日，張學良與趙一荻正式結婚，結婚典禮在台北市杭州南路美籍友人吉米愛爾竇先生的寓所舉所，來賓有宋美齡、張群等要人。2000年6月22日，趙一荻病逝於美國夏威夷。一年以後的2001年10月14日，張學良也在美國夏威夷病逝，享年101歲，結束了其傳奇的一生。
最早獲得中將軍銜的黃埔生
曆史很幽默。黃埔生中最早獲將軍銜的竟是黃埔第一期畢業生、共產黨人李之龍。他在第一次東征時任學生軍教導團營黨代表，因表現出色，於1925年10月被調任國民政府海軍局政治部主任兼海軍參謀廳廳長，授少將軍銜，是黃埔生中的第一個將軍。1926年1月，海軍局長蘇聯人斯米洛夫離職回國，李之龍升任海軍局代理局長（國民政府海軍最高首長，直接指揮管轄各艦），並被授予海軍中將軍銜（其軍銜與校長蔣介石相同，這時的蔣介石也是中將，其中將軍銜於1924年5月獲得），也是最早被授予中將軍銜的黃埔畢業生。
李之龍無疑為“赤黃埔係”（指黃埔師生中的共產黨人）爭足了麵子。反觀國民黨黃埔係學生中，發展最快的應該是與李之龍同為黃埔第一期的胡宗南。胡宗南在1927年5月升任第一軍第一師少將副師長兼第二團團長，成為國民黨黃埔係學生的第一個將軍，但其成為少將卻比李之龍晚了近兩年。1931年1月13日，胡宗南升任第1師中將師長，其獲得中將軍銜的時間比李之龍晚了整整5年。
李之龍生於1897年，字在田，號赤顯，湖北沔陽（今仙桃市）杜窯人。七歲隨父親到武昌。1912年考入武昌外語專門學校英語科。1913年7月追隨孫中山參加“二次革命”湖口起義，失敗後被校方開除。後轉入國立武昌高等商業學校學習。1916年秋考入北洋政府在山東煙台開辦的海軍軍官學校。在校期間，他寫了一本《實踐健身術》，此書成為海軍學校必讀課本，並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連續再版9次成為當時的暢銷書。此書讓他的名聲大噪。
1919年，李之龍發動海校學生上街遊行，響應北京五四愛國運動。1921年結識董必武、陳譚秋後，回武漢參加革命活動，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先後任教武漢中學和河南陳州中學，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23年2月，參加“二七”大罷工，罷工失敗後遭湖北政府通緝。
1924年初，李之龍任中共漢口地方執行委員會委員。旋奉調廣州任前蘇聯顧問鮑羅廷英文翻譯。4月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編在學生第二隊。7月國民黨黃埔軍校特別區黨部成立，他又以學生代表擔任第一屆執委。執委5人中，除蔣介石和陳複外，李之龍、金佛莊、嚴鳳儀均為中共黨員。10月參加平定商團叛亂。11月畢業後留軍校政治部工作。1925年1月，李之龍與陳賡、蔣先雲等組織血花劇社，任社長，創作並主演話劇《新時代》。2月，和蔣先雲、王一飛、周逸群等發起成立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是該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後參加第一次東征，任學生軍教導團營黨代表，因表現出色，10月調任國民政府海軍局政治部主任兼海軍參謀廳廳長，授少將軍銜。1926年1月，海軍局長蘇聯人斯米洛夫離職回國，李之龍升任代理局長，並被授予海軍中將軍銜，後又兼任中山艦艦長。他是黃埔學生中最早佩戴將星肩章的，是他們中的第一個少將，也是第一個中將。
1926年3月18日，黃埔軍校交通股長歐陽鍾親赴海軍局，稱接軍校教育長鄧演達的電話，謂奉蔣介石令海軍局派得力軍艦兩艘開赴黃埔聽候調遣。李之龍隨後簽發調寶璧、中山兩艦赴黃埔聽命。翌日晨，寶璧、中山兩艦先後由省河啟航前往。但中山艦於上午9時抵黃埔向軍校報到時，教育長鄧演達稱並無調艦來黃埔之事，蔣介石則指示將中山艦調回廣州。3月20日淩晨，蔣介石下令廣州戒嚴，並任命歐陽格（歐陽鍾的叔父，時任海軍學校校長）為海軍艦隊臨時總指揮，並逮捕了李之龍，對中共和蘇聯顧問團的在國民革命軍內的力量進行了一次全麵的打擊和削弱。4月14日，蔣介石將歐陽格免職並拘留，同時宣布李之龍無罪釋放。但李之龍已失去了海軍局的一切職務。這一事件史稱“中山艦事件”。
獲釋後，李之龍到北伐軍總政治部負責宣傳工作兼任新劇團主任。北伐軍攻克武漢後，隨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任中央人民俱樂部主任兼《血花日報》社社長。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國共分裂。李之龍在中央人民俱樂部主辦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三二〇”反革命政變真相》一文，揭露“中山艦事件”真相，公開痛斥蔣介石。
寧漢合流後，李之龍在武漢秘密組織新海軍社，從事兵運運動。隨後潛往上海，企圖策動中山、寶璧、自由等軍艦的起義。不久潛往廣州，以港商身份從事海軍兵運工作。未幾，李之龍身份暴露，被迫東渡日本。
1928年2月6日，李之龍從日本乘坐法國郵輪經香港秘密回到廣州，準備繼續在海軍中進行策反工作。一下船就被特務發現，當晚深夜特務包圍了李之龍在豪賢路136號的住所，再度被捕。次日，蔣介石得知李之龍被捕，立即打電報給主持廣州“清黨”的李濟深，命令把李解往南京。李濟深接電後，打電話給承辦李之龍案件的海軍第四艦隊司令陳策，叫他將李之龍押送到自己的司令部來。然而在2月8日，陳策以“策動海軍叛亂”罪名判處李之龍死刑，同日，李之龍被殺害於廣州黃花崗，時年31歲。臨刑前，李之龍給妻子寫了一封遺書，裏麵說道：“我革命的義務現在結束了，不要悲傷。希望你把孩子撫養成人，繼承我未完成的革命事業。”
報業巨子史量才被刺引發的連環案
1934年11月13日，養病歸來的報業大王、申報總經理史量才在二房太太沈秋水、兒子史詠賡的陪同下，乘坐防彈轎車，沿滬杭公路，從杭州西湖邊的別墅返回上海。同行的，還有侄女沈麗娟、兒子的同學鄧祖詢。
時值寒秋，天玄地黃，來往車輛也甚少，更平添了幾分荒涼。行至海寧縣翁家埠附近時，忽見一輛敞篷別克橫在前麵，好像出了故障，司機趕緊放慢車速，準備緩緩穿過去。突然，從別克車中撲出6名手持駁殼槍、身著黑色短裝的歹徒……
參加這一次罪惡行動的6名殺手，是國民黨軍統特務趙理君、王克全、李阿大、施芸之、許建業等。史量才和他兒子的同學、司機3人當場遇害。
軍統特務為何要暗殺史量才呢？這得從史量才與蔣介石的積怨說起。在那個血雨腥風的時代，史量才曾感慨：《申報》這二字，印在報紙上，別人眼中看去是黑的，我的眼中看去卻是紅的，史量才，原名家修，祖籍江蘇南京，1880年生於上海青浦縣一個商人的家庭。1899歲考入鬆江府婁縣縣學為附生，但不久受新思潮影響，放棄仕途，於1908年任上海《時報》主筆。1913年任《申報》總經理。1929年又陸續購進《新聞報》和《時事新報》等大部分股權，成為國內最大的報業資本家。
史量才常說：“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國有國格，三格不存，人將非人，報將非報，國將不國！”他認為報紙是民眾的口舌，總要為人民說話，才站得住腳。“九一八事變”後，他更堅定了愛國、民主立場。他聘請愛國民主人士黃炎培做《申報》的設計部長，請李公樸主持《申報》流通圖書館和業餘補習學校。他一改“自由談”的麵貌，聘請進步作家黎列文主持，專以發表新文藝作品，經常刊登巴金的《沙丁》、茅盾的《林家鋪子》等比較進步的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申報月刊》創刊上刊載胡愈之的《動蕩中之世界政治》等進步文章。
手中握有輿論工具的史量才自恃《申報》的機構在上海租界裏，國民黨政府奈何不了他，所以對國民黨政府的所作所為常常旁敲側擊予以批評。他主持的《申報》還先後刊登魯迅和陶行知化名“不除庭草齋夫”反對蔣介石政權的文章，並發表了幾篇《剿匪評論》，反對蔣介石圍攻紅軍。他以中南銀行名義，出席南京經濟會議時，拒絕認購巨額債券，在十九路軍上海抗日時期還捐出了巨款。這些舉動招來了蔣介石的忌恨。
1932年6月，南京中央大學發生了毆打校長段錫朋事件。當時，中央大學校長一職虛位以待近半年，經費也多有拖欠，因此行政院派教育部次長段錫朋兼代中央大學校長，學生們對以官僚政客段錫朋出任校長極為不滿，群起而向其發難，段錫朋則揚言捉拿帶頭鬧事的學生，結果引起了學潮，《申報》據實報道了此事，認為教育日益敗壞，最大根源在官僚主義的侵入，並批評了國民黨政府諸多政治和軍事舉措。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在盛怒之下，羅列《申報》危害黨國的罪狀，向蔣介石舉報，1932年8月，上海警備司令部受蔣介石指示，下令上海租界以外的國統區，一律禁止《申報》的郵遞，後經過史量才多方斡旋，蔣介石才解除了禁令，但要求由國民黨中宣部派員指導《申報》的編輯和發行，遭史量才斷然拒絕。
1933年底，宋慶齡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義，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抗議蔣介石派人暗殺鄧演達，楊杏佛將它翻譯成中文，要求史量才設法發表，史量才雖然沒在《申報》上刊登，但通過他的關係，此宣言還是在別的媒體上公之於眾了。凡此種種，迫使蔣介石下了除掉史量才的決心。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與妻兒等人由杭州回滬，在行駛至海寧附近翁家埠達閘口時，遭國民黨特務槍擊而死。
史量才被殺案是中華民國成立以後，經由最高統治者授意的三大政治謀殺案之一，是宋教仁、楊杏佛被刺血案之後的又一血案。 “史案”發生後，全國輿論大嘩。特別是此前顧祝同在江蘇省政府主席任內悍然殺害了記者劉煜生，激起了全國新聞界和各界的軒然大波，為此國民黨軍政部不得不公布了一個“保護新聞事業人員訓令”。然而，“劉案”後不久，又發生了中國新聞巨子史量才的被刺案。蔣介石鑒於中外輿論的壓力，一麵向史量才的親屬致以唁電表示哀悼，同時貓哭耗子地為史量才題寫了“哲人其萎”的挽詞。國民黨政府也不得不裝模作樣，布置偵查和破案，並且懸賞5萬元捉拿凶手。
誰知，對史量才被殺案的追查，又引發了連環案：國民黨著名將領、曾任浙江省主席的魯滌平與愛妾先後喪命。 事情是這樣的：由於“史案”發生在浙江，當時就由當省府主席的魯滌平去主持追查此案。本來，這是搪塞輿論的把戲，也就是說，這是“做戲”給人看的，掩人耳目而已。不料，不知底細的魯滌平竟然“假戲真唱”，開始認真地著手偵查起來。這除了他不知道蔣介石命令限期破案是另有“貓膩”之外，有人說，這也是他發自內心敬仰史量才其人所致。還有人說，魯滌平因非蔣介石嫡係，恐怕在“史案”中自己成為犧牲品，所以索性放開手腳，把案情調查清楚，借以保全自己。因此，他才會在浙江任內，破天荒地以職責為重，甚至帶病追查案情，並且居然在蔣介石連續三次下令在浙江全省嚴密緝查和懸賞捉拿凶犯之後，又下發“最後通牒”，要求浙江和杭州的各級負責機關呈報緝查結果，否則將予以嚴懲。 很快，魯滌平發現了“史案”中的一些蹊蹺之處--為什麼案件發生在滬杭公路的海寧翁家埠段，但凶手所乘轎車的車牌卻被遺棄在西湖的蘇堤上？而且，這輛轎車何以竟是浙江省警官學校的？如此這般，案情就和戴笠（警官學校校長）、趙文龍（公安局長）、俞濟時（保安處長兼警備司令）等不無嫌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