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二”,白色恐怖籠罩整個山城,凡有師生被捕的學校都宣布了無限期罷課。下午,重慶市長張篤倫召集各高校、各報社負責人談話,“聽取意見”。會上,許多老教授、老教育工作者極為憤慨,發言時泣不成聲。中央工校校長許傳經說:“我幾乎不能與大家見麵了!”“我辦了幾十年教育,沒有遇見這樣的事。”“這太不像話了,士可殺而不可辱……”鄉建學院教授席朝傑說:“在這次大逮捕時,我校師生受到極大侮辱,甚感痛心。”西南學院代表馬哲民教授說:“我也是被捕者之一,因為學校無人負責,才批準釋放我,並經張市長同意我代表西南學院來參加這次會的。”
重大教授會召開緊急會議,中央工校教授會發表了向全國各界人士呼籲的《緊急宣言》。
重大、女師院等先後成立“‘六一’事件後援會”;6月9日,重大、女師院、鄉建學院、西南學院、四川教育學院、中央工校、華西女職校、民建中學、市一中、適存中學、文德女中、蜀都中學、建川中學等學校,成立了“重慶市大中學校‘六一’事件後援會”(簡稱“後援會”),賴鬆(女師院地下黨支部書記)參加了領導工作。“後援會”成立後第一件事,就是要求重慶當局無條件釋放“六一”被捕的師生、記者等,不達目的,即無限期罷課、罷考。“後援會”成立八天後在重大招待記者,報告營救被捕者的辦法:
(一)先派代表聯合請願,如三日內全體被捕師生未獲釋,參加本會各校就集體請願。
(二)如請願無圓滿結束,則派代表赴南京請願。
(三)以本會名義與京滬平津和其他各地學校聯係,采取一致行動。
(四)以本會名義呼籲本市各校教師聲援。
(五)派代表慰問本市受傷、被捕的同學、教師、記者。
(六)慰問全國各地受傷、被捕的同學、教師、記者。
(七)發表《宣言》,揭露“六一”暴行。
國民政府為平抑民憤,粉飾太平,匆匆以行政院名義故作姿態:
(一)電告四川、廣東及其他各省政府,重申“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嚴禁非法逮捕與幹涉”;
(二)通令重慶市政府及其他省政府,要“保障新聞自由及記者安全”。這是騙人的官樣文章。
人抓了,又抓這麼多,學生的態度卻更趨堅決,社會輿論壓力也越來越大,怎麼辦?重慶當局盡管絞盡腦汁,也很難拿出被捕人員的“犯罪事實”。而重慶市長張篤倫在各院校、各報館負責人會議上已經正式表示“正在迅速偵訊,即可公布”。重慶警備司令部實在無可奈何,乃決定於6月5日釋放第一批被捕人員,以後分幾批陸續“交保”釋放,但有20多人被軍警憲特死死抓住不肯釋放,直至1949年蔣介石“下野”後,經有關方麵營救,才被釋放。重大張現華、鄉建楊翱、陳詩伯、川教院易仲康、求精張永昌等人,則被關到中美合作所,在重慶解放前夕“一一二七”大屠殺中壯烈犧牲。
成都:四川大學等聲援“五二”的鬥爭
四川大學(簡稱川大)從峨眉山遷回成都後,在西南地區越來越享有盛譽;從成都波瀾壯闊的學運來說,它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
南京發生“五二”血案後,消息傳到成都,群情激憤,川大學生連日舉行聲援活動。
5月24日晚,川大新聞線社、自由新聞社等六個進步社團舉行時事座談會,由袁家興主持,參加者約100人。會議介紹“五二”血案真相後,商討聲援事項,發言者不少,其中以何富華、蔣國基、劉光書最為激烈。當時四川省會警察局檔案這樣記載:“惟何富華、蔣國基先後曾作煽動性之戰局與經濟危機報告,更一再強調:‘此時不應再多沉默畏縮,共軍近來戰勢得利,望同學務希把握時機,值此反內戰呼聲遍及全國,對當局實應作有力抗議。黎明來臨之前一刹那一切也許最黑暗,望同學們對一切困難更應忍耐,勿退縮猶豫。’繼之劉光書發言,一再聲稱我們的口號應‘堅持要求組織聯合政府’‘反內戰、反饑餓’等語,一時空氣異常熱烈,掌聲四起。”與會的社團草擬了抗議書,分寄全國各地。
5月23日,川大教與學社、時事研導社、旭光學術研究社等進步社團召開“中國當前教育之危機”討論會,討論京滬平津學生運動,聲援“五二”血案。會議由劉光書主持,參加者約400人,並邀請彭迪先、朱劍農、盧劍波、胡鑒民、黃憲章、劉盛亞等六教授指導,氣氛異常熱烈。彭迪先教授大聲疾呼:“時候到了,勿多猶豫。我們應在謹慎中盡力去幹,這是學生今天分內的職責。大學生更應居於領導地位。”會場掌聲四起。接著,七個學生發言,他們強調加強各社團的聯絡,采取更有力的聲援;要求教育經費增加到預算的15%;改善教育製度,普及公費待遇;保障人身自由,懲辦“五二”凶手。會議曆兩小時,在“要求和平!”“反內戰,反饑餓!”口號聲中散會。
連日,川大進步社張貼了不少牆報、簡報,報道全國各地學運動態,聲援“五二”的鬥爭。川大12個社團發表《為聲援“五二血案”告全校同學書》。成都許多學校學生紛紛串聯,準備於6月2日舉行總罷課、大遊行。川大各社團、係會還研究決定5月30日在川大先舉行集會,然後參加全市集會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