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二”，白色恐怖籠罩整個山城，凡有師生被捕的學校都宣布了無限期罷課。下午，重慶市長張篤倫召集各高校、各報社負責人談話，“聽取意見”。會上，許多老教授、老教育工作者極為憤慨，發言時泣不成聲。中央工校校長許傳經說：“我幾乎不能與大家見麵了！”“我辦了幾十年教育，沒有遇見這樣的事。”“這太不像話了，士可殺而不可辱……”鄉建學院教授席朝傑說：“在這次大逮捕時，我校師生受到極大侮辱，甚感痛心。”西南學院代表馬哲民教授說：“我也是被捕者之一，因為學校無人負責，才批準釋放我，並經張市長同意我代表西南學院來參加這次會的。”
重大教授會召開緊急會議，中央工校教授會發表了向全國各界人士呼籲的《緊急宣言》。
重大、女師院等先後成立“‘六一’事件後援會”；6月9日，重大、女師院、鄉建學院、西南學院、四川教育學院、中央工校、華西女職校、民建中學、市一中、適存中學、文德女中、蜀都中學、建川中學等學校，成立了“重慶市大中學校‘六一’事件後援會”（簡稱“後援會”），賴鬆（女師院地下黨支部書記）參加了領導工作。“後援會”成立後第一件事，就是要求重慶當局無條件釋放“六一”被捕的師生、記者等，不達目的，即無限期罷課、罷考。“後援會”成立八天後在重大招待記者，報告營救被捕者的辦法：
（一）先派代表聯合請願，如三日內全體被捕師生未獲釋，參加本會各校就集體請願。
（二）如請願無圓滿結束，則派代表赴南京請願。
（三）以本會名義與京滬平津和其他各地學校聯係，采取一致行動。
（四）以本會名義呼籲本市各校教師聲援。
（五）派代表慰問本市受傷、被捕的同學、教師、記者。
（六）慰問全國各地受傷、被捕的同學、教師、記者。
（七）發表《宣言》，揭露“六一”暴行。
國民政府為平抑民憤，粉飾太平，匆匆以行政院名義故作姿態：
（一）電告四川、廣東及其他各省政府，重申“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嚴禁非法逮捕與幹涉”；
（二）通令重慶市政府及其他省政府，要“保障新聞自由及記者安全”。這是騙人的官樣文章。
人抓了，又抓這麼多，學生的態度卻更趨堅決，社會輿論壓力也越來越大，怎麼辦？重慶當局盡管絞盡腦汁，也很難拿出被捕人員的“犯罪事實”。而重慶市長張篤倫在各院校、各報館負責人會議上已經正式表示“正在迅速偵訊，即可公布”。重慶警備司令部實在無可奈何，乃決定於6月5日釋放第一批被捕人員，以後分幾批陸續“交保”釋放，但有20多人被軍警憲特死死抓住不肯釋放，直至1949年蔣介石“下野”後，經有關方麵營救，才被釋放。重大張現華、鄉建楊翱、陳詩伯、川教院易仲康、求精張永昌等人，則被關到中美合作所，在重慶解放前夕“一一二七”大屠殺中壯烈犧牲。
成都：四川大學等聲援“五二”的鬥爭
四川大學（簡稱川大）從峨眉山遷回成都後，在西南地區越來越享有盛譽；從成都波瀾壯闊的學運來說，它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
南京發生“五二”血案後，消息傳到成都，群情激憤，川大學生連日舉行聲援活動。
5月24日晚，川大新聞線社、自由新聞社等六個進步社團舉行時事座談會，由袁家興主持，參加者約100人。會議介紹“五二”血案真相後，商討聲援事項，發言者不少，其中以何富華、蔣國基、劉光書最為激烈。當時四川省會警察局檔案這樣記載：“惟何富華、蔣國基先後曾作煽動性之戰局與經濟危機報告，更一再強調：‘此時不應再多沉默畏縮，共軍近來戰勢得利，望同學務希把握時機，值此反內戰呼聲遍及全國，對當局實應作有力抗議。黎明來臨之前一刹那一切也許最黑暗，望同學們對一切困難更應忍耐，勿退縮猶豫。’繼之劉光書發言，一再聲稱我們的口號應‘堅持要求組織聯合政府’‘反內戰、反饑餓’等語，一時空氣異常熱烈，掌聲四起。”與會的社團草擬了抗議書，分寄全國各地。
5月23日，川大教與學社、時事研導社、旭光學術研究社等進步社團召開“中國當前教育之危機”討論會，討論京滬平津學生運動，聲援“五二”血案。會議由劉光書主持，參加者約400人，並邀請彭迪先、朱劍農、盧劍波、胡鑒民、黃憲章、劉盛亞等六教授指導，氣氛異常熱烈。彭迪先教授大聲疾呼：“時候到了，勿多猶豫。我們應在謹慎中盡力去幹，這是學生今天分內的職責。大學生更應居於領導地位。”會場掌聲四起。接著，七個學生發言，他們強調加強各社團的聯絡，采取更有力的聲援；要求教育經費增加到預算的15%；改善教育製度，普及公費待遇；保障人身自由，懲辦“五二”凶手。會議曆兩小時，在“要求和平！”“反內戰，反饑餓！”口號聲中散會。
連日，川大進步社張貼了不少牆報、簡報，報道全國各地學運動態，聲援“五二”的鬥爭。川大12個社團發表《為聲援“五二血案”告全校同學書》。成都許多學校學生紛紛串聯，準備於6月2日舉行總罷課、大遊行。川大各社團、係會還研究決定5月30日在川大先舉行集會，然後參加全市集會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