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十一月三十日，德沛、旺紮勒的兩份奏折同日送到，言及呂守曾畏罪自盡，會審盧焯之案，“有百姓數百人，喧言求釋盧巡撫，推倒副都統衙門鼓亭柵門”。②呂星垣記此次越民惹事之情說：“越民呼呶罷市，竟篡奪公，舁置吳山神廟，供鋪糗如牆，求保留者數萬人，走督轅擊鼓，公嗬不散，乃夜逃歸頌係所。”《清代碑傳全集》卷71，呂星垣：《資政大夫湖北巡撫盧公神道碑》。袁枚亦書此事說：“獄兩月不具，浙之氓呼呶罷市，篡公於頌係所，舁至吳山神廟中，供鋪糧菜，盛者如牆而進，所過處，婦女呼冤躅足，數萬人赴製府軍門，擊鼓保留。”《清代碑傳全集》卷71，袁枚：《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
乾隆帝對德沛之奏批示：呂守曾的自盡，百姓的惹事，皆“汝等辦理不妥所致”，不須“嚴究為首之人”，以免“又滋一番擾累”，“但刁風亦不可長”，“可速結盧焯之案”，令旺紮勒進京。《清高宗實錄》卷155，頁24、25.
乾隆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刑部等衙門會題盧焯營私受賄一案。據調任閩浙總督德沛、欽差副都統旺紮勒疏稱，經“臣等逐一訊明”，分別按擬，除盧焯事後受財、求索借貸等輕罪不議外，應如德沛、旺紮勒所題，“盧焯、楊景震俱依不枉法贓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呂守曾亦應擬絞，已縊死，毋庸議，但其身任監司，婪贓逾貫，原係應擬死罪之犯，自不得援身死勿征之條寬免，仍著其嫡屬勒追入官。帝從其議。《清高宗實錄》卷165，頁23.
若按贓銀數量而言，盧焯之贓超過薩哈諒、鄂善(詳後)數十倍，可盧卻僅以絞監候結案，與薩哈諒相同，輕於鄂善(被勒令自盡)，看來乾隆帝是因其有才和築尖山壩有功，才對其從輕發落。第二年帝以盧焯完贓減其罪，戍軍台，乾隆十六年召還，二十年起用，署陝西西安巡撫，二十一年授湖北巡撫，二十二年又因其減值置辦入貢方物等過革其職，戍巴裏坤，二十六年召還。三十二年盧焯去世。
三、兵部尚書鄂善受賄千兩處死。
乾隆六年三月十九日，也就是山西布政使薩哈諒被彈劾後的第十二天，乾隆帝下了一道頗為奇特的諭旨，令王大臣查審原九門提督今兵部滿尚書鄂善受賄之案。一開始他說，據禦史仲永檀參奏：原提督鄂善於張鳴鈞發掘銀兩案內，受俞長庚之妻父孟魯瞻銀一萬兩，孟托範毓髕“與提督說合”，“屬其照拂”。侍郎吳家騏亦得俞姓銀二千五百兩。此係“風聞”，“據實密奏，以備訪查”。緊接著他便講道：鄂善係朕倚用之大臣，非新用小臣可比，仲永檀“欲朕訪奏”，不知應委何等之人？若委之禁近小臣，豈大臣不可信而小臣轉可信乎？若委之大臣，又豈能保其必無恩怨乎？況命人暗中訪查而朕不明言，藏於胸臆間，是先以不誠待大臣。此事甚有關係，若不明晰辦理，判其黑白，“則朕何以任用大臣，而大臣又何以身任國家之事耶？”著怡親王弘曉，和親王弘晝，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尚書訥親與來保秉公查審，使其事果實，“則鄂善罪不容辭，如係虛捏，則仲永檀自有應得之罪，王大臣必無所偏徇於其間也”。“朕所以廣開言路，原欲明目達聰，以除壅蔽，若言官自謂風聞言事，不問虛實，紛紛瀆陳，徒亂人意，於國事何益！”是以此案必須徹底清查，不便含糊歸結，“亦正人心風俗之大端也”。《清高宗實錄》卷139，頁5、6、7.
此旨之奇在於，他對言官很不滿意，頗有怪罪之意。彈劾貪官是科道的主要職責之一，“風聞言事”更是朝廷給予言官的權利，何況就在此旨下達的前十天，皇上還因言官未曾參劾墨吏薩哈諒、喀爾欽而下諭予以指責，可是，為什麼今天仲永檀的劾疏，乾隆帝卻要抓住其“訪查”之詞而大做文章？他一則說鄂善是“朕所倚用之大臣”，非新用的小臣可比，顯係暗示鄂善不會作出這種貪贓枉法的勾當，不是貪官，聯係到十天前他對滿尚書的操守打包票的諭旨，此意更為明顯。再則他說不應“訪查”，用近身小臣查，不可，用大臣查，也不可，恐其有個人恩怨，暗中訪查，亦不行，是以不誠對待大臣。照此講來，則大臣所做違法之事，是不能查了，是不該查了，隻要是大臣，就可為所欲為，他人不敢說半個不字，天下哪有如此不講道理的邏輯？三則他又怒衝衝地宣布，必將此事明晰辦理，否則難以任用大臣，大臣無法身任國家之事。這簡直是明顯地對言官加以威脅了。四則又指責言官憑仗“風聞言事”，而不問虛實，紛紛瀆奏，擾亂人意，於國無益。此話更是謬而又謬了。簡而言之，乾隆帝之所以講了這樣一大堆不合情理以勢壓人的話，不過是告訴群臣，他對仲永檀之劾奏鄂善，是十分不滿的，他將對其加以懲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