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以上處理薩哈諒、喀爾欽、盧焯、鄂善四人的貪婪之案，雖有不盡妥當之處，但顯示了其懲治貪官，革除官官相護的積弊，力掃隻治七品芝麻官不罪二三品大員惡習的決心，不管是帝“所倚用之大臣”、掌治戎政的從一品滿兵部尚書鄂善，還是由知縣升至巡撫、曾蒙帝嘉獎的能臣盧焯，一旦知其苛索民財、欺壓百姓、收納賄銀，即遣欽差大臣嚴審治罪，並舉此為例，告誡群臣，使貪汙之風有所收斂，於民於國，皆有所補益，對乾隆盛世的出現，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四、恒文市金短值奉旨自盡郭一裕劾督遭懲革職充軍。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乾隆帝下諭，遣派刑部尚書劉統勳，查察雲南巡撫郭一裕劾奏雲貴總督恒文貪汙一案，命其馳驛前往雲南，會同貴州巡撫定長秉公嚴審，有關人員應革職解任者，一麵奏聞，一麵查辦，按擬定律具奏。《清高宗實錄》卷536，頁11.
過了六天，四月十一日，他又諭軍機大臣：關於郭一裕參奏恒文一案，著劉統勳見到定長時，將所奉諭旨，令其閱看，即一同前往雲南，不必先行告訴滇省，以免漏泄。恒文之家人趙二，是此案要犯，當密為防範，勿令其聞風遠。如查明案情後，應即將恒文摘印質審，一麵奏聞，一麵將總督印務，交定長暫行署理。
乾隆帝雖然派遣劉統勳、定長往滇，但一開始並不相信恒文真有劣跡，故僅命二位大臣“前往查察”，未革恒文之總督要職，未明言其有貪贓之罪，並不像乾隆六年處理薩哈諒、喀爾欽那樣，先定其性，革其職銜，命臣擬處其罪。他的這種態度，可能出於兩個方麵的原因。一是他對滿官尤其是位列一二品的滿大臣，頗有好感，甚為優遇，認為這些滿員大臣不會做出負恩之事，操守比較可靠。與此相關聯的另一因素，是恒文的經曆和才幹。恒文是滿洲正黃旗人，雍正初以諸生授筆帖式，連續四次升遷，任兵科給事中，外授甘肅平慶道，升貴州布政使，不到十年，從一個普通生員一躍而為從二品的大臣，其治政之能和交際之精，顯然是不言而喻的。乾隆十二年征金川時，恒文獻計上奏：兵貴神速，往日在甘肅平慶道任上時，見提督以下各營，或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擇勇健者，名為援剿兵將”，預備旗幟器械及各種銀物。而貴州卻無此例，以致今年四月調兵，遲至六月方得起程。請仿照甘肅之例，預為準備，提督駐安順，設重兵，於府庫貯銀五千兩備用。乾隆帝嘉其能治事，調任直隸布政使，十六年升任湖北巡撫。恒文疏請采漢銅，廣鼓鑄，增築武昌近城石堤，停止估價變賣省城道倉空廒，以備存貯協濟鄰省糧米，均為帝采納，降旨允行。十八年恒文署湖廣總督，授任山西巡撫，二十一年擢雲貴總督。二十二年三月，恒文疏劾貴州糧道沈遷婪索屬吏，鞫實論斬。這些事情表明，恒文確係深受皇恩，蒙帝賞識，才由一小小生員任至主管兩省軍政諸事的從一品封疆大吏，這樣的臣子能不念主恩而貪婪不法？乾隆帝實難相信。可是，事實終歸是事實，隨著查察的深入，真相漸明，郭一裕所劾恒文諸款，確有其事，劉統勳、定長據實上奏。
乾隆帝十分惱怒，於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下諭：前據郭一裕參奏恒文令屬員買金，短發金價，巡閱營伍，沿途縱家人收受屬員門禮等情，“朕以恒文曆任封疆，受恩最重，當不應至此”，故遣劉統勳會同定長前往查察，今二人奏稱，恒文買金一事，及其縱容家人收禮，俱屬確實。恒文身為大臣，自應潔己為所屬表率，乃竟貪汙如此，深負帝恩，著將恒文革職拿問，其有關人犯汪筠、羅以均等，著一並革職，嚴審究擬具奏。《清高宗實錄》卷540，頁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