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六天，閏七月二十四日，浙江巡撫伊齡阿之折又送到了北京。伊齡阿奏：竇光鼐在平陽城隍廟，多備刑具，傳集該縣書吏，追究原任知縣黃梅款跡，“生監平民人等一概命坐，千百成群，紛紛嘈雜”。及其由平陽回省，“攜帶多人，坐船由溪河晝夜行走，以致水手落河淹斃。抵省時，稱黃梅款跡，不是丁憂演戲，乃另有呈控之案。嘵嘵致辯，並有不欲做官，不要性命之言”，等語。乾隆帝覽疏大怒，立於當日下諭，斥責竇光鼐“竟係病瘋，是以舉動癲狂如此”，如此乖張為亂，不但有失大臣之體，“且恐煽惑人心，致啟生監平民人等，訐告官長效尤滋事之風”，不可不嚴懲，僅予革職，“不足蔽辜”，“著將竇光鼐拿交刑部治罪”。《清高宗實錄》卷1261，頁26、27、28，卷1262，頁3.竇光鼐便這樣由從二品的吏部侍郎、學政的高級官員，一下子就淪落為戴上刑具，押赴京師問罪的囚犯。竭力反對竇光鼐的伊齡阿之流，定會為此旨而歡喜若狂，不過，曆史是最無情最公正的審判官，事實總難長期被歪曲掩蓋，不久他們就要大失所望了。
(四)竇光鼐遠行千裏智獲確證純皇帝認錯明察結案。
乾隆五十一年閏七月，年近古稀的罪官前吏部侍郎、浙江學政竇光鼐，戴上刑具，被如狼似虎的差役押著，向京城而來。這時的竇光鼐，想必已筋疲力盡了。須知，從省會杭州，到達平陽，足足有一千餘裏的路程，舟車交替，日夜趕行，對一個白發蒼蒼久居京師的文臣來說，是相當艱苦的了。何況他還要想方設法，排除障礙，搜集平陽知縣黃梅的罪證，這可是一件非常困難之事。不要說他已是一位遭受欽差大學士阿桂、戶部尚書曹文埴、現任巡撫伊齡阿竭力反對並為皇上嚴斥之失意學政(此時他還未被革職)，官場勢利，朝變夕改，縣裏官員、差役不會與他合作，生監平民也不見得會向他提供人證物證，就是幾月前欽差尚書曹文埴派往平陽查案之司員海成，在縣堂放告三天，都沒有一人前來告狀，海成隻有空手回省，要想搜集到一些確鑿可靠的證據，他不知費了多少心血，熬了多少個通宵，等等因素，這位老翁能不勞累疲憊？
盡管此時竇光鼐已變成了階下囚，前途吉凶難測，而且很可能是禍多福少，他對朝廷之如此不公、如此昏庸，定會憤怒不已。但是這位鐵禦史也會為此行之收獲和采取的正確決策而有所安慰。這位被皇上貶稱為“迂拙”之人，在這次陷入重圍孤軍奮戰中，顯示了驚人的超群之才。這在三個方麵表現得異常突出。其一，他放棄了全麵開花普查全省虧空的做法，集中狠抓平陽知縣黃梅的罪證。很清楚，在強大的人數眾多的官僚麵前，他這位沒有實權的學政，無法查清全省十一府七十餘州縣錢糧虧空的實情，找不到大量確鑿可靠的證據，不能夠推翻阿桂、曹文埴、伊齡阿等人作出的結論。可是，單抓平陽，情況就不一樣了，就有可能以此為例，以此為確證，駁倒阿桂等人所雲浙省無弊的結論。其二，他趕在被革職之前，急赴平陽縣，苦口勸諭生監平民，計逼吏胥，得到了全縣廣大生監和平民百姓的堅決支持，搜集到兩千多張田單、印票、借票、收帖等確鑿無疑的物證，足以駁倒任何徇情枉法的官員之詭辯。其三，當伊齡阿等官員歡呼革職拿辦學政的諭旨下達的時候，竇光鼐已早將奏折由一日五百裏的速度發出，附有各種物證，這會使皇上明了真情，改變方針，重審此案。形勢正是朝著這個方麵發展變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