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達善殺死宮裏雁，削弱貴家勢力，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宮裏雁與新緬王不和，欲倚清為援，如果吳達善能從公出發，不乘機勒索珍寶，從經濟上、軍事上支持宮裏雁重整旗鼓，那麼，在精明能幹的宮裏雁領導下，有其上萬名剽悍善戰的波龍廠廠民和貴家人員的支持，就會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對防禦緬甸侵擾久附於清的耿馬、十三猛等內地土司，對協助清軍與緬兵交戰，都將產生重大的作用。可惜，吳達善計不出此，不聽布政使姚永泰“今若留雁，可以為緬酋之忌憚，不可代敵戮仇”之忠言勸說，將其謀害，貴家和波龍廠廠民各奔前程，一支強大的部隊因而消失，給防緬入掠和對緬交戰帶來了嚴重危害，真是自毀藩籬。
緬王懵駁統一緬甸各部後，多次派人向歸附於清的內地土司耿馬、十三猛等索討貢賦，聲稱十三猛“原隸緬甸”，遣兵燒殺襲掠，鬧得雲南邊境不得安寧。
此時的雲貴總督是劉藻。劉藻早年中舉，授觀城教諭，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考試時，取為一等，授檢討，曆任左僉都禦使、通政使、內閣學士、布政使等官，二十二年擢雲南巡撫，二十九年升雲貴總督。劉藻長於文學，為官也還廉潔，但乃一怯懦書生，不諳用兵，“不識事體”，調度無方。三十年十月，孟艮應襲土司召丙之堂弟召散，約集緬兵逐走召丙，占有孟艮。召丙逃入內地土司猛遮藏匿，並至鎮沅府乞降，召散偕緬兵來追，活動於九龍江一帶。劉藻聞訊，前駐茨通，提督達啟、普洱總兵劉德成駐思茂，分兵四出堵禦。劉藻遣往援剿的參將何瓊詔、遊擊明浩，帶兵六百名，前赴猛阿。何瓊詔等“漫無紀律”，行軍之時，“將兵器捆載行裝，將弁徒手散行”，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渡整控江時，被緬兵襲擊，何狼狽逃走，六百名官兵“各倉皇逃匿”。對於這樣一次見敵即逃的可恥之戰，劉藻卻依據總兵劉德成的報告，向朝廷奏稱，十二月十九日攻九龍江一路，破緬營一座，二十日攻橄欖壩一路，又破緬軍兵座六座，何瓊詔“妄圖邀功，輕進致敗”，既偽報軍功，又將畏敵潛逃之懦夫粉飾為圖功急進英勇戰亡的猛將，真是顛倒是非，滑天下之大稽。劉藻又借口“軍需銀兩及火藥軍裝悉貯於”普洱，緬兵可由整控江之山僻小徑進至普洱府城，而退至普洱駐紮。《清高宗實錄》卷753，頁1，卷755，頁18；《嘯亭雜錄》卷5，《緬甸歸誠本末》。
乾隆帝於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收到了劉藻的第一份奏折，很快就發現了破綻，連續下諭，斥責綠營官弁“素習狡詐”及“鋪張誇誕惡習”，捏報戰功，指責劉藻“辦理錯謬”，並將其降補湖北巡撫，以大學士楊應琚為雲貴總督。二月初三，乾隆帝下諭詳言此事，並訓誡各省督撫整頓綠營“詭譎相沿”、見敵潰逃的惡習。該諭說：“向來綠營兵弁，專以欺誑捏飾為事”。比如，劉藻等辦理剿捕“莽匪”一案，何瓊詔等奉委赴整控江“防堵賊匪，乃將兵器捆載行李，將弁等徒手散行，遇賊衝出，敗潰奔逃”，複又謊報陣亡，希圖掩飾。何瓊詔逃回後又編造謊言，偽稱“架藤牌撲殺，所騎馬被賊刀砍，連馬跌入江內”，此明係詭飾，“藤牌非馬上之器”，且人與馬皆跌入江內，即不溺死，亦應被馬壓致重傷，豈能平安無恙逃歸後方。劉藻對此卻不認真查實，“問其懦怯失機之罪”，反而稱其係“貪功輕進，以致失事”，使“此案情罪全屬相反”。如此“綠營欺罔惡習”，不可不大加懲創，故已將何瓊詔、明浩等人“立正典刑”，降劉藻為巡撫，將其與提督達啟，“一並交部嚴加議處”。“著再通諭各省督撫提鎮等，一體嚴飭各營”，痛加改變，否則必當重治其罪。《清高宗實錄》卷754，頁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