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桂之上述敘述，雖不無巧妙地減低緬甸拘楊重英、蘇爾相之過，以緩解帝之憤怒，於事實有所出入，但其言緬甸不願繼續與清交戰這一基本論點，卻是十分正確的，是符合緬國實情的。如果這一建議能為朝廷采納，中緬之間就可立即恢複正常的、和平的友好關係，雙方就不至於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屯兵邊境，隨時都可引起大的爭執和戰爭。可惜，乾隆帝聽不進此議，反而嚴斥其欲圖“草率完事”，“所奏甚謬”，諭其“妥協辦理，明年大進”。③數月之後，乾隆帝又指責阿桂“喪盡天良”，“始終惟逞其小智”，“妄思罷役歸家”，而奪其官，貶為兵丁，“效力贖罪”。其子阿迪斯、阿彌達分別充軍廣西右江鎮與廣東雷瓊鎮。《清高宗實錄》卷884，頁11、12、13、14.
乾隆帝命理藩院尚書溫福前往雲南，署理副將軍事務。他對緬甸的方針是輕師前襲，這在他於三十六年五月初五日革阿桂職任用溫福的諭旨中，講得非常清楚。他說：
“(緬甸)凶頑詭詐，恃其有險可憑，兼之水土惡劣，我將士深入非宜，意在激我用兵，彼得坐乘其利，故斷不可墜其術中。即以征調饋運而計，方今帑藏充盈，八旗又多勁旅，用非不贍，力非不給，無難大圖集事。第因辦理軍務以後，馬騾不及生，並不欲以轉輸執役之勞，屢煩我內地民力，前降諭旨甚明，實深悉其事，為天時地利所限，非可拂逆而行，所謂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但緬不歸擄掠之人，拘留蘇爾相)其罪惡實甚，若竟置之不問，則與唾麵自幹何異。國家當全盛之時，顧聽幺麼之鴟張自恣，不為控製，威令安在？因議用偏師襲擊，積以歲年，使(緬甸)不得休息，以疲其力，此亦事之所不可少，而理之斷不能已者。”《清高宗實錄》卷884，頁12.
此諭及前引諭旨表明，乾隆帝此時已正確地認識到無法征服緬甸，不能大舉進攻緬甸，“天時地利所限”，不可拂逆而行。但是，四次攻緬失敗，羞慚難堪，憤懣難平，而緬又扣俘民，拘來使，欺人太甚，故明知不能滅緬，亦要派遣少數軍隊歲歲進襲，以疲其力，略以抒悶。當然，這樣做，對雙方都是有害無利的，適值金川之戰又起，大學士、四川總督阿爾泰調度無方，節節失利，乾隆帝於三十六年九月十一日下諭，“暫停襲擊”緬甸，調溫福和參讚大臣伍岱，領軍營之全部滿兵和綠旗精兵一千餘名，前往四川，征剿大、小金川。偏師襲擊之事由此停止。
二、“審時度勢”議和許貢通商。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十七日，乾隆帝下了一道十分重要的諭旨，專談對緬甸之事的方針、政策和措施，摘錄如下：
“緬甸自撤兵以來，已經八載，每歲沿邊派人駐守，究屬不成事體。而其地水土惡劣，朕意又不欲用兵，惟嚴令各關隘絕其貿易，稍足使之畏懼耳。但向來雖有禁遏之名，仍恐具文塞責，徒爾因循歲月，總未能完此事之局。原擬令阿桂為雲貴總督，前往經理邊務，其事庶可早竣。茲據圖思德奏：聞得緬酋懵駁已死，其子贅角牙襲職。前據該處頭目得魯蘊具稟鎮將等稱，情願送還內地之人，輸誠納貢，懇請開關。隨遣諭來人先回，俟其到關再定。今據張鳳街辦事之騰越州知州薑楷稟稱，派送孟矣等出口之擺夷南多木比等回關，據稱孟矣等至老官屯，向該頭目綻拉機稱揚大皇帝威德嚴重，及地方廣大富庶光景，該頭目甚為感畏。孟矣等即日登舟赴阿瓦。聞得魯蘊現在阿瓦料理貢物，並將蘇爾相、多朝相接往阿瓦，要同楊重英俱從天馬關送還內地，並欲親自到關，叩懇納貢等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