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講明了清政府“興黃教即安眾蒙古”的基本政策，以及創立金奔巴瓶製之原因和意義，文字不算太多，但論證有力，邏輯嚴密，確可算一佳作了。
乾隆帝作的詩數量更大，他的禦製詩有五集，四百三十四卷，收詩四萬一千八百餘首，還有當太上皇帝時的《禦製詩餘集》收詩七百五十首，他當皇子時的《樂善堂全集》也載了大量詩，總計其詩約有五萬首，數量之多，曆史上還無人能與其相提並論，他可算是我國作詩最多的詩人。
乾隆帝之詩，與其文賦一樣，有不少是應時之作，水平不高。比如，他南巡時曾遊覽江寧、蘇州、杭州、揚州的名勝古跡，寫了許多詩，其中不少是應興即景，隨手塗鴉，千篇一律。像在南京寫的《元武湖即景雜詠》：
“太平門外進蘭舟，元武湖中撰勝遊。
？乃漁歌出蘆渚，冶怡花影漾沙州。
鏡湧春水一篙深，白芷青莆刺碧潯。
卻怪橫峰礙蘭槳，雞籠晴翠落波心。
？池昔亦號昆明，遺跡蕭齊入品評。
留得六朝風月在，鷗波依舊照人心。”
又如《曲水用謝惠運韻即效其體》：
“樂遊古名苑，聞在城東郭。
過已尋曲水，餞春餘修薄。
懷古緬觴詠，征今隻泉壑。
行漏促歸轡，煙林噪午爵。”
這些詩，無論是內容、思想和藝術，都沒有什麼可取之處，隻能落入下乘。但是，總的來看，乾隆帝之詩，很多是紀實之作，包含了相當豐富的內容和深刻的政治含義，或述某事某製，或言己之政見，或為爭取漢族名流學者，或臧否人物評論史事，從政治、曆史的角度看，還是頗有價值的。他自己便曾多次講述詩要有所為而作，不能“競尚浮華”，“徒以藻繢為工”。他於 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九日為此下達專諭說：“朕所作詩文，皆關政教，大而考鏡得失，小而廑念民依，無不歸於紀實。禦製(詩)集俱在，試隨手披閱，有一連十數首內專屬尋常瀏覽吟弄風月浮泛之詞，而於政治民生毫無關涉者乎？”
乾隆帝此言，大體上還是符合實際的，他的詩記述了軍、政、財、文、外交、民族等各個方麵的情形，現僅錄幾首有關賑災和見英國使者之詩如下。比如，乾隆五十年五月寫的《禦製降旨分別蠲免河南開封等府州屬正賦及帶征積欠錢糧誌事詩》：
“河南五百裏馳郵，將謂甘雨被豫州。
披閱乃複奏諭旨，弗增慰念仍增愁。
馳折以月之廿九，此沾霈彼未蒙庥。
昨為衛輝雖蠲賦，不無鄰郡向隅憂。
因命方伯查詳悉，茲乃一一陳厥由。
十分之三或其五，二府正賦免課收。
及餘緩征之舊欠，視災輕重次第酬。
俾我窮黎少蘇息，祈優霖被補種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