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這件事，崔所加所負的責任很大。因為去哪兒告不去哪兒告狀，都是崔所加在拿主意。
崔所加最大的錯誤在於遇到這事時，並沒有站在公允的立場上，立即向縣委彙報。而是利用了大山岩區糧站站長鄧王體與縣委副書記、副縣長左光的親戚關係，在此事中頗有推波助瀾之功。
這兩年，各地交通發展還是比較快，特別是農村包產到戶之後，農民也開始小規模地進城了。原本西嶺縣到敘州地區的班車，一天是三班車，現在也增加到了六個班次。
所以當西嶺縣委的馬德平在做出有關衝白河糧站事件的決定時，衝白河糧站的一名職工在龔光祿的帶領下，早就上了去敘州的車站。
根據崔所加的計劃，龔光祿去敘州地區告狀，要先從大到小地告，先到地委，然後再到行署、地區糧食局。而在縣上時，是先小後大地告。
為什麼會強調這個順序？因為在縣上，自己就是糧食局嘛，告到自己這裏，自己則可以拿著告狀信層層去找；至於地區，如果先告到糧食局，糧食局一了解兩人還要去行署和地委，你猜糧食局的人會怎麼做？
這是不用猜的，因為糧食局肯定會把人留下來，不準再上告。那如果告狀的人說隻求糧食局作主不再上告呢？
如果這樣，可能比上告本身還要嚴重，這就是嚴重的欺騙上級組織了。
這件事情，雖然崔所加計劃得自以為非常周到，但同樣犯了官場大忌。
值得注意的是，華夏的官場結構是非常奇特的，譬如區鄉糧站，屬於縣糧食局直屬企業，縣糧食局對糧站有直接管轄權，但地區糧食局與西嶺縣糧食局，是業務指導型關係，並不是標準的上下級關係。
在華夏，標準的上下級關係，要麼是中央直接事業或企業單位，要麼是黨的上下級關係，政府的上下級關係也成立，但省長與市長之間卻不是直接的上下級關係，因為從邏輯上講，他們是各自的人大會議選出來的。
也因為如此，崔所加讓衝白河糧站在向地委告狀後，又向地區糧食局告狀，這等於是把地區糧食局架到火上烤。
如果崔所加不讓衝白河糧站把狀紙遞到地區糧食局，那麼地區糧食局還可以從中斡旋，但崔所加把狀紙遞到了地區糧食局，就等於“逼迫”地區糧食局選擇站隊，如果地委和行署對西嶺糧食工作不滿，豈不是連帶地區糧食局也恨上了？
崔所加實際上犯了很大的錯誤，縣糧食局與各基層糧站，有一個很重要的“收購糧食”的任務，這是國家的戰略任務。但地區糧食局，卻更多地是糧食工作的管理者，而不會親自收購糧食，也不會銷售糧食，他們最多做做計劃，搞搞調撥什麼的。
一句話，地區糧食局在地委的心目中，與縣糧食局在縣委的心目中，其地位是百分百不同的。縣糧食局地位要重得多，而地區糧食局，大體上屬於離了王木匠還有汪木匠的狀態，是驕傲不起來的。
下午兩點，地委辦公室副主任陸劍提前上班，看到兩位明顯地方來的同誌，站在辦公室外的廊道上東張西望，敏感地問道：“你們找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