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一定經驗的安嶺，對官場的人其實是極度不信任的，他們有時候僅僅因為一些莫須有的理由，便可將相關文件置之高閣；又或者一些領導因為水平有限，而將很重要的文件不做批複，或做了簡單批複。
所以他總是要求手下的人做事一定要仔細，不能讓上級機關的人抓到把柄。當然，如果上級機關沒有正當理由而故意為難安嶺，怎麼對付還說不好，但安嶺肯定不是最好揉捏的那一個。
待辦公室送文件的人員把過程細節等全部寫好交到安嶺手上時，安嶺知道，文件百分百送到了縣府辦，而楊友忠說他沒有看到糧食局的《報告》，隻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楊友忠說了假話；另一種則是縣府辦的經辦人員根本沒把《報告》交給楊友忠。
縣府辦的人把本該交給副縣長楊文忠閱讀的文件不交給楊文忠閱讀，安嶺任憑惡意地猜測，都猜不到這裏麵隱含著“報複”與“故意”。
文件這東西，說起來好像很哪樣，但形式上不過是薄薄的幾張紙而已，再加上下級單位的“報告”，也說不上是什麼重要的東西，所以被無意丟失、遺忘等是極有可能的。
但具體情況到底怎麼樣，還得去縣府辦一個人一個人地查。畢竟這事兒是橫在安嶺與楊友忠之間的“梗”，這東西如果不弄清楚，兩人的關係很難徹底正常化。
想起楊友忠，自然忘不了楊友忠對糧食局改革措施的評價，這事兒，安嶺感覺很惱火。或許，從楊友忠所說話中的意思看，如果自己開始啟動合作合資開發沿江土地項目，楊友忠極可能願意我糧食局擋住來自其他部門的意見，但安嶺自家知道自家事，運輸隊隻是開了頭炮，其他各企業改革後的賬目拿出來後，肯定不會引起更大範圍的意見，說不定糧食局內部都會有意見。
到時，楊友忠能幫著自己說？對此，安嶺表示懷疑。
楊友忠的能力不置評否，但楊友忠也好，其他人也好，說到底是理念問題，見不得別人多掙，見不得別人比自己好。不要說現在，就是後世，這種觀點也大行其道。
後世的行政、事業、國企等，基本上還是大鍋飯政策，收入的差別隻不過用職稱、職務或科室差別取代了；如果是兩人同時大學畢業，同時進入大學教書，同時晉升職稱（外語+論文），最終這兩人待遇也大體一樣。
但這兩人的能力會一樣嗎？如果對這種情況進行精細化分析，就會發現兩人能力一樣的情形較少，而一好一差的情形很普遍，甚至，能力較差者收入還可能比能力較好者更高。
原因就是，能力較強者，往往都不太擅長於投機鑽營，而華國又是個人情社會，會在評先、項目、名氣方麵存在較大差距。
說白了，從最早開始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開始，到後來“均貧富”，再到後來的“大鍋飯”，華國人這種平均主義思想實在太根深蒂固，其危害十分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