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屆四中全會上，鄧小平針對高崗攻擊劉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語作了尖銳的批評；對劉少奇為顧全大局在全會上作的自我批評，則說了一席公道話。他說：
我們常常聞到這樣一些味道，例如有的人把某些人或者把他自己誇大到與實際情況極不相稱的地步，不願意受檢查，不願意受批評，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的意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空氣稀薄，不注意集體領導，不注意團結，對犯錯誤的同誌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態度，不大照顧別的地區、別的部門等等。尤其嚴重的是，有些同誌不注意維護中央的威信，對中央領導同誌的批評有些已經發展到黨組織所不能允許的程度。毛澤東同誌提倡對黨的任何負責同誌（毛澤東同誌經常說，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批評，但是這種批評必須根據黨的原則在一定場合下進行，或者向他本人提出。這樣的批評是應該的，不可少的。中央的主要負責同誌過去經常講到這一點，他們是歡迎別人批評的。但是不能允許這樣的言論發展到黨的組織所不能允許的程度。
我們常常遇到，某些同誌對中央幾個主要負責同誌的不正確的言論，常常是不經過組織、不合乎組織原則的。全國財經會議以來，對少奇同誌的言論較多，有些是很不適當的。我認為少奇同誌在這次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實事求是的，是恰當的。而我所聽到的一些傳說，就不大像是批評，有些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或者是誇大其詞的，有的簡直是一些流言蜚語，無稽之談。
鄧小平著重指出：
比如今天少奇同誌在自我批評裏講到的對資產階級的問題，就與我聽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對資產階級問題，雖然我沒有見到1949年初少奇同誌在天津講話的原文，但是據我所聽到的，我認為少奇同誌的那些講話是根據黨中央的精神來講的。那些講話對我們當時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國的時候不犯錯誤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雖然在講話當中個別詞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當時的情況怎麼樣呢？那時天下還沒有定，半個中國還未解放。我們剛進城，最怕的是“左”，而當時又確實已經發生了“左”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采取堅決的態度來糾正和防止“左”的傾向，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渡江後，就是本著中央的精神，抱著寧右勿“左”的態度去接管城市的，因為右充其量喪失幾個月的時間，而“左”就不曉得要受多大的損失，而且是難以糾正的。所以，我認為少奇同誌的那個講話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聽到的流言就不是這樣的。
事隔40年之後，重讀鄧小平這一席話，可以看出，他在這裏不隻是對劉少奇的天津講話作了客觀的公正評價，而且闡明了一條真理，即：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以後，各項政策的正確、錯誤、利弊得失，其基本立足點，就是看是否有利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在當時，突出反映在是否有利於迅速恢複和發展城市的工業生產。遺憾的是，這一點在當時遠未成為黨內的共識。
對高崗饒漱石的結論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是以通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載入史冊的。決議不點名地批評了高崗、饒漱石，向全黨，特別是中央委員和黨的高級幹部，強調了增強和維護黨的團結的極端重要性。重申黨的團結的重要保證之一是嚴格遵守民主集中製，嚴格遵守集體領導的原則。決議明確規定：
全黨高級幹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動和政治意見應該經常向所屬的黨的組織報告和反映，其關係特別重大者則應直接向黨中央的政治局、書記處或中央主席報告和反映；如果避開黨組織和避開中央來進行個人的或小集團的政治活動，避開黨的組織和避開中央來散布個人的或小集團的政治意見，這在黨內就是一種非法活動，就是違反黨的紀律，破壞黨的團結的活動，就必須加以反對和禁止。這就不隻重申了黨的紀律，而且劃清了黨內組織是非的界限。對於加強黨的建設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然而，在這次全會上，盡管對高崗、饒漱石采取了團結的方針，但高、饒卻執迷不悟，不作深刻檢討，痛改前非。為全麵查清他們的反黨陰謀活動，中央書記處在2月中旬分別召開了關於高崗問題和饒漱石問題的兩個座談會。經毛澤東修改批準，2月25日，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作總結發言說：“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高崗雖有其正確的有功於革命的一麵，因而博得了黨的信任，但他的個人主義思想（突出地表現於當順利時驕傲自滿，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時，則患得患失，泄氣動搖）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長期沒有得到糾正和製止，並且在全國勝利後更大大發展了，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麵。”“高崗在最近時期的反黨行為，就是他的黑暗麵發展的必然結果。”高崗在事實麵前拒不悔改，於1954年8月17日再次服安眠藥自殺身亡。饒漱石也拒不徹底認錯。
1955年3月3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議結論說：高崗、饒漱石反黨活動的特點“就是他們始終沒有在任何黨的組織或任何黨的會議上或公眾中公開提出過任何反對黨中央的綱領，他們的惟一綱領就是以陰謀手段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遂決議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
1980年，在撥亂反正中鄧小平談到高饒問題時說：“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高崗想把少奇同誌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總之，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不行的。現在看，處理的也是正確的。”
40年後的評說
1954到1994，整整過去了40年。對七屆四中全會在曆史上的地位，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了。
從組織上解決高饒問題來說，如鄧小平指出的，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處理得也是正確的。
全會通過的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對於防止黨內出現類似高饒那樣的地下宗派活動，也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但是，今天看來，四中全會沒有在政治思想上解決好問題，即未能如鄧小平在發言中指出的，鑒別黨內的思想是非、政策是非的基本點，就是看它是否有利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而不是什麼超越時空的、抽象的所謂政治立場。正是在高崗攻擊劉少奇的這個帶根本性的問題上，全會留下了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