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兩位初涉文藝研究領域的青年——李希凡、藍翎合寫了一篇文章，對俞平伯的“紅學”觀點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們先寫信問《文藝報》，可不可以批評俞平伯，《文藝報》沒有答複。他們又寫信給母校山東大學的老師，獲得了支持。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1954年9月號發表了李、藍的文章《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該文著重批評俞平伯貶低《紅樓夢》的“反封建現實意義”，宣揚《紅樓夢》的“主要觀念是色空”，是一部“怨而不怒”的書等“反現實主義的唯心論的觀點”。指出《紅樓夢》“以完整的藝術形象”體現了曹雪芹對“本階級必然滅亡”的預感，寫的是“活生生的現實人生的悲劇”，“人們通過作者筆下的主人公的悲劇命運所獲得的教育，不是墜入命定論的深淵，而是激發起對於封建統治者及其他全部製度的深刻的憎恨。”文章嚴厲批評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觀點與方法，“基本上沒有脫離舊紅學家們的窠臼”，因而得出了一係列“反現實主義的形式主義的結論”。
這篇文章一開始就在有關方麵引起不同的反響。9月中旬，當時在文化部文藝處任職的毛澤東的夫人江青，拿著這篇文章到《人民日報》編輯部，要求中共中央機關報予以轉載，以期展開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人民日報》及有關主管部門負責人周揚等認為，“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不同意轉載。後經折衷，指定在中國文聯機關刊物《文藝報》第18期上全文轉載。《文藝報》主編馮雪峰出麵會見了兩位青年作者，商談了文章的觀點及編輯事宜。馮雪峰並為轉載該文寫了編者按，指出作者“是兩個在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他們試著從科學的觀點對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簡論》一文中的論點提出了批評”，“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麵的地方，但他們這樣地去認識《紅樓夢》，在基本上是正確的。隻有大家來繼續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們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認識也更全麵。”不難看出，這個按語的用意是在基本肯定李、藍文章的基礎上，倡導正常的學術討論和學術批評，以求得對《紅樓夢》這部文學名著的科學認識。
10月10日，《光明日報》副刊“文學遺產”專欄發表李希凡、藍翎的另一篇文章《評〈紅樓夢研究〉》。該文批評俞平伯的新版《紅樓夢研究》中所持的“自然主義的主觀主義見解”，認為這種“把《紅樓夢》作為一部自然主義（作品）來評價，而抽掉了它的豐富的社會內容的見解，無非是重複了胡適的濫調，即符合胡適所說《紅樓夢》的真正價值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上麵”。文章說俞平伯與胡適的目的也許不同，“但其效果卻是一致的”。這裏第一次把俞平伯同胡適直接聯係起來批判。《光明日報》專欄編者按肯定了作者試圖從“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觀點去研究古典文學”方麵，“提出一些問題和意見，是可供我們參考的”，希望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討論。
這個由兩個“小人物”挑起的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尖銳的學術爭端，引起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特別重視。毛澤東通過江青這一特殊渠道，了解和關注事情的發展，抓住了這一偶發事件，從中透視出重大的“政治意義”。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和有關方麵領導人寫了《關於紅樓夢問題研究的信》，直接幹預了這場爭論，由此發動了一場遠遠超過原來學術批評範圍的政治批判運動。
導火索連通的政治意向
毛澤東采取給中共中央最高層次領導人寫信的方式，發表對某一具體事情的看法，其政治涵義非同尋常。這封信開宗明義就點明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性質和實質，即李、藍二人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毛澤東在信中表示了他對有關方麵處理李、藍文章的態度的不滿。他說，“作者是兩個青年團員”，他們的文章幾經周折才得發表，卻未被重視。本來有人（即江青）“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給以反對，不能實現，結果成立妥協，被允許在《文藝報》轉載此文”，“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接下來，毛澤東開始提出尖銳的批評：“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麵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況幾乎是相同的。”
在這裏，毛澤東重提1951年涉及電影界、教育界的那場批判風雲，並不是偶然的，這表明他對近年來諸如此類的文藝現象總是被漠然視之的狀況十分不滿。他說，“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毛澤東在信的結尾裏說，“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毛澤東這封信所表達的政治意向是極為鮮明的。批評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實際上隻是一個導火索、突破口，而批判的主要目標則直接指向胡適，發動批判運動的意圖也是清除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思想在政治、哲學和文化學術領域的影響。這個大的政治背景和意圖，是和他發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一脈相承的。這封信當時隻是在很小範圍內傳達，但通過間接的方式，很快就向文藝界、理論界宣布了信中的基本精神，並通過報紙宣傳媒介傳向社會各界。
首先是《人民日報》10月23日發表了署名鍾落的文章《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提出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在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嚴重的鬥爭。”10月2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李希凡、藍翎的第三篇文章《走什麼樣的路？——再評俞平伯先生關於〈紅樓夢〉研究的錯誤觀點》。這篇文章比起前兩篇更多地帶有了政治批判的色彩，激烈地抨擊“新紅學”的實質是“士大夫階級意識和買辦思想的混血兒，是反動的實驗主義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具體表現”；指責俞平伯在解放以後新的政治條件下，“卻把舊作改頭換麵地重新發表出來”，“而骨子裏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都毫無改變地保留下來”；斷言俞平伯“以隱蔽的方式，向學術界和廣大青年讀者公開地販賣胡適之的實驗主義，使它在中國學術界中間借屍還魂”。文章特別點明“有人對俞平伯先生的考證工作備加讚揚，這就使俞平伯所繼承的胡適的反動思想流毒”，“在過渡時期複雜的階級鬥爭的環境裏”得以“掙紮”。這些文章都緊扣了毛澤東信中所強調的“政治主題”。
毛澤東在信中對“大人物”阻撓“小人物”的嚴厲批評，使當初曾對兩位青年的問詢“置之不理”的《文藝報》陷入了困境。首先是《人民日報》副主編袁水拍署名發表了《質問〈文藝報〉編者》一文，嚴辭斥責《文藝報》編者（即指馮雪峰）對“權威學者”的資產階級思想“委屈求全”，對唯心論觀點“容忍、依從甚至讚揚”，對青年作者、“小人物”則阻攔、壓製的“資產階級貴族老爺式態度”。這樣由中央一級黨報公開“質問”中央一級文藝領導機關刊物，自建國以來是第一次。實際上這是根據毛澤東的親口指示而采取的超乎尋常的做法，以便一開始就把問題提到足夠尖銳的程度。毛澤東審閱了這篇“質問”，還親筆加了一條：“《文藝報》在這裏跟資產階級唯心論和資產階級名人有密切聯係，跟馬克思主義和宣揚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卻疏遠得很，這難道不是顯然的嗎？”在有這樣大來頭的“質問”下，《文藝報》主編馮雪峰非立即公開檢討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