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時，討論計委提出的《關於1956年基本建設計劃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資的補充報告》，他再次重申：搞計劃要注意實事求是，要為平衡而奮鬥。這次會議對計委提出的關於新增基本建設項目和投資的幾個方案，再次肯定3月25日下達的方案。即允許各部門分別輕重緩急，緩辦一部分原定項目，在不增加投資和物資的前提下，補進3.5億元必須增加的新項目。周恩來還指出，即使是重點建設項目，我們也要實事求是。有的沒有材料，隻好不建。會議根據周恩來、陳雲、薄一波等的意見，確定開源節流，緩和供需矛盾的幾項重大措施。這樣，便把當時追加基建項目和投資的傾向及時地刹住了。
5月份，毛澤東離京外出休假。中央日常工作由劉少奇主持。
年初出現的經濟工作急躁冒進造成的矛盾日見顯露。5月11日，周恩來在會議上承認今年計劃有缺點，國務院也有責任。反保守大家都提大數字，計委也無辦法。去年年底，打120多億元的基建投資，後來又加到170億元，後高達200億元。雙輪雙鏵犁是個典型的例子，它的年產指標雖已由500萬部降為350萬部，但仍減得太少，於是這個項目把其他生產、基建都擠了。農業部有困難。中央曾允許地方可以推翻中央計劃，廖魯言同誌也擋不住。147億元基建投資，比去年增加66.1%。這樣大的數字，材料哪裏供應得上，必然要出問題，如果不壓，將要達到90%，計劃高了的結果，一是窩工損失；二是粗製濫造，超過經濟的可能。周恩來鮮明地指出：反右傾保守從去年8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周恩來再次言誠意切地告誡全黨，要從反右傾保守的迷誤中猛醒、而應集中全力糾正已經影響經濟建設全局的急躁冒進。
周恩來不僅是言者，同時也是行者。隨後在他主持下，約同李富春、李先念商議起草《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提交一屆三次人代會討論決定。並通過這次人代會號召全國人民共同實現1956年年度計劃而努力。在起草這個報告的過程中，再次解決訂得過高的生產、基建投資的指標。這個報告明確地指出，在當前生產領導工作中，要克服片麵地強調多和快的缺點。強調生產的發展和其他一切事業的發展都必須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許多地區都已經發生了。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隻能招致損失。
6月4日，劉少奇主持黨中央會議討論提交全國一屆三次人大會上的《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出席會議的有周恩來、朱德、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維漢、胡喬木等。周恩來首先代表國務院介紹了半年來經濟建設所引起的種種矛盾和不平衡的問題，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決定製止冒進，壓縮高指標，基本建設該下馬的要立即下馬。同月10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確認了6月4日中央會議的有關決定。這是一項正確的決策，既及時地糾正急躁冒進的錯誤傾向，又從總結經驗教訓中產生了指導經濟建設的正確方針，八大堅持了這個積極而行之有效的方針。
經過半年多的努力，反冒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由於黨內對反冒進和八大所堅持的經濟方針存在著分歧，因此，反冒進之後又出現了一個反“反冒進”，急於求成的左傾錯誤逐步占據了上風，這是導致“大躍進”運動爆發的主因。
社會主義陣營萌動著“趕超”浪潮
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在影響著中國。“大躍進”運動的出現還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在十月革命40年大慶之際，1957年12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和64個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工人黨代表雲集莫斯科，召開了兩個重要會議。會議討論了當前和今後國際形勢、國際共運形勢，各國共產黨、工人黨的相互關係等一係列重大問題。毛澤東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出席了這兩個重要會議。